王安石的变法政策无一不从良好愿望出发，但改革光靠非理性过头的激情，光顾自己一逞政治抱负，而把百姓生存置于不顾是行不通的。一种变法，无论其“富国强兵”的主旨如何宏大，如果是建筑在民生凋敝、民心涣散的基础之上的，它就显得可疑。而就变法者而言，无论其操守如何无瑕，心气多高，文学品格如何不俗，如果不在变法中解决一个“以民为本”的终极问题，他只会走向悲剧性的结局。这绝不是几篇立论高扬的道德文章所能救赎的。

　　公元1074年是北宋的熙宁七年，正忙于变法的王安石碰到一件麻烦事，一个本来由他奖掖提拔的看城门的小官郑侠要和他的变法过不去，画了一幅《流民图》进呈天子神宗，说变法有问题。

　　神宗赵顼和王安石正是在帝国无比危难的时刻走到历史前台的。1068年，年仅20岁的宋神宗承嗣大统，英气勃勃，志向非凡。他自幼痛心于列祖列宗对北方敌国的屈服退让，不满于朝廷、州县的萎靡不振，焦心于国家税收减少、财政紧蹙，有着富国安民、强兵雪耻的强烈愿望。亲政以后，他急于物色能安邦治国的英才，曾对大臣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可是，朝中一批元老重臣却暮气沉沉，畏事保守，安于现状，不图兴革。神宗只能变换方向，在朝外积极寻觅，最终将目光锁定在已颇具盛名的王安石身上。

　　王安石也确实很棒，年富力强，曾任多年地方官员，在朝中也几经沉浮，了解国政民情，虽未受大用，但在士大夫中享有极高声誉，独享天下大名30余年。人们称赞他质朴节俭，不嗜酒色财利;赞美他视富贵如浮云，不以自身荣辱进退为意;钦佩他好学深思、深通经术，成一家之学。《元城语录》说：“当时天下之论，以金陵(指王安石)不做执政为屈。”尤为重要的是，王安石几年前上书宋仁宗，力陈“理财为先”的改革谏言，与宋神宗最急迫的心愿不谋而合。什么是富国，就是国家的钱多;什么是变法，就是理财，看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弄出最多的钱。英君贤臣风云际会，撞击出一串激情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