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活着的时候，虽然一直受到反改革派群僚的攻讦，但后来那些反改革派也因此而倒了大霉。以下是小编J.L分享的王安石改革失败的历史启示，更多热门杂文阅读请您继续访问(www.010zaixian.com/wenxue)。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一

　　王安石在宋神宗登基后的熙宁二年(1069)被神宗起用，召至汴京任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熙宁四年至熙宁九年(1071—1076)，先后两次担任执政的宰相。他为挽救当时在内忧外患中积贫积弱的国家，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进行了一次涉及国家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教育的大改革。那次改革的性质、规模与其激烈程度，不仅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历史上是空前的，就它的精神影响来说，它还一直延伸到近现代，其历史声誉，甚至超越了中国的国界。

　　可是，那一次改革，毕竟由于时代环境的不利因素太多，改革不能不从一开始就陷入步履艰难的困境。一则，宋朝当时所面对的问题，承袭了过于沉重的历史负担：兵弱而敌强，民穷而官冗。朝廷中复杂的朋党关系与病态的封建官僚体制所难于克服的“窝里斗”内耗，也使得改革者的政令施为，不能不为之作无效的消磨与被阳奉阴违地扭曲。再则，由于朝廷中既得利益的权贵势力过于强大，士大夫官僚阶层的主流意识与社会上的民风习俗，也早已在象数迷信等的浸染下，形成了一种听天由命、懈惰无为、因循守旧、苟安偷乐、麻木不仁、得过且过的精神状态。

　　因而，改革的进程，每一步都不能不在为克服守旧势力阻碍的权力斗争中艰难地行进。而由于这样的改革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不可能不有经验不足与用人不当的失误，也就不能不给反改革势力的攻讦破坏留下了可乘之机。加之，一连几年的旱蝗灾害，使农业歉收，旧派把灾害的出现，全都归罪于“新法”，甚至认为灾害是上天示警。后来，在改革遭到旧派的群起围攻时，改革派内部也出现了意见不和，神宗也不能不有所犹豫。改革遇到了出乎王安石意料之外的困难，他只好采取“避位让贤”的态度辞去相位。最后，这一次激进的改革，在王安石罢相和神宗皇帝三十八岁英年早逝以后，终于在幼主登基、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的情况下，让司马光担任了宰相，反改革的旧派官僚声势煊赫地相率还朝。这样一来，在旧派对新派的反攻倒算与无所不用其极的攻讦诽谤声中，王安石的改革运动便被颠倒黑白地断送了。

　　“新法”被全部废除，“新人”被大量贬逐，神宗和王安石所任用的得力将领王韶等人，通过激战，打败吐蕃才夺回来的五个州、两千多里的国土(是防卫西夏的军事要地)，按司马光的主张，也要全部拱手送还敌人。(后来，虽然明的没有那样送，但随着王韶调职，主将易人，整个改革所取得的“富国强兵”的成果，连同“熙河大捷”所形成的“北宋中兴”的形势，等于是被全部砍掉了。)而在“新派”被贬“旧派”上台以后，宋朝的政治日趋紊乱，两派的党争日益纠结，在元祐、绍圣间的“党祸”翻覆中，国势日益衰敝。到哲宗去世徽宗即位之后，不到三十年，在金兵入寇、徽钦二宗被掳的靖康元年，北宋就被灭亡了。王安石的“改革”好像昙花一现，变成了一场留下无穷遗恨的历史悲剧。

　　无论古今中外，一个国家的“改革”，总是在国家陷于极其严重的困难或危机四伏的时候，才会启动的。如果一切都是顺顺畅畅的，大家都可以高唱太平歌或闷声发大财，谁还会想到要“改”什么“革”呢?可是，王安石所处的那个时代，却又有一个诡秘得叫人叹气的特点：北宋的危机是潜伏在“澶渊之盟”后，所谓“宋辽约为兄弟”，“百年无事、承平日久”的表面现象之下，“改革者”曲高和寡，而“反改革势力”则已经盘根错节地在朝廷中结成了十分庞大的官僚朋党。而且，这些反改革势力的代表人物，不仅位高权重，对朝廷曾有过显赫的功劳，在社会上也有很高的声誉。比如，富弼、韩琦，都是朝廷重臣。尤其是司马光，是《资治通鉴》的作者，著名的史学家，是当时朝廷反改革派的领军人物。

　　又如苏轼、苏辙兄弟，都是当时声名远播的文学家。还有程颐、程颢、邵雍那样的道学大师和文彦博那样在朝廷中名望极高宾从甚广的官场核心人物。这些人，在当时，无论是在皇家贵族或平民百姓的眼里，一向都被视为正人君子，并不能算坏人，可他们却都是当时反改革的旧派代表人物。他们不仅全部废除“新法”、抹杀王安石改革在当时所取得的“富国强兵”的成果，而且，在王安石被迫罢相、神宗皇帝英年早逝以后，他们竟然把依据王安石所记神宗朝历史事件写成的《实录》材料完全删掉，而把司马光所记一面之词的《实录》作为依据，再掺杂一些在司马光《涑水记闻》和邵雍的儿子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两书中捏造的流言蜚语，把神宗朝历史完全写成了以诽谤王安石“新法”为目的的“谤书”。

　　这些书，当时虽然也起了一些“起争议、树正气”的作用，但宋朝亡国以后，王安石关于神宗朝的《实录》材料已经被毁弃无存，元朝依据反改革派和他们的后人所提供的材料所修成的《宋史》，就完全成了颠倒是非、把传言诽谤当事实的“谬史”。其中，尤以把宋朝亡国的责任归罪于王安石的改革，把追随王安石之后力图恢复新法的章惇等人列入“奸臣传”，把推动最后一次北伐被内奸谋杀的南宋唯一主战派宰相韩侂胄也列入“奸臣传”，可算最荒谬绝伦的史笔。而这荒谬绝伦的史书所传播的荒谬观念，竟流传了近一千年而无法改正。

　　虽然在当时和后世都有陆佃、陆九渊、颜习斋、李绂等著名学者的公正辩驳，但由于史传相沿已久，后世习非成是，反驳的意见，竟无法消除《宋史》谬误观念的流传。由此可见，在习惯于守旧的中国，做一个从事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家，不仅在他生前要经得起攻讦诽谤、造谣诬蔑的种种中伤与陷害;在他死后，后人要想为他辨明是非争一个公正的对待，留一个清白的名声，都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王安石在宋神宗死后、哲宗登基的元祐元年(1086)去世。他亲眼看到了自己推行的改革所取得的富国强兵的实际成效，也经受了新法被全部废除的沉痛打击。尽管在他执政的时候，遭到旧党不遗余力的攻讦，但是，他的人品与学识，却是连他的政敌也无法完全抹杀的。他九年之中，两为宰相，到罢相归隐时，仍然没有多少私人财产。

　　他生活简朴，一生不坐轿、不纳妾，在古代的宰相中是极少见的。他辞官归隐后虽然表面上寄情山水，淡化名利，但他内心中对改革失败国家濒于危亡的情势，是深怀隐忧并感到异常伤惨的。这从他的《桂枝香·金陵怀古》歌曲的后半阕中可以看到：“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

　　至今商女，时时犹歌，后庭遗曲。”在这样的句子里，所表现的是，他分明感到，在他早年《上仁宗皇帝万言书》里面早已预见到的亡国危机，随着他辅佐神宗皇帝的执政过程中，改革事业遭到权贵官僚们的破坏而陷于失败，这国家的情势，显然也会像“六朝旧事”那样“悲恨相续”地发展下去。面对着“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的六朝亡国遗风，他不能不感到自己已经无法挽救国家危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衰败下去的内心难以忍受的痛楚。这位大改革家的这种凄怆心境，在当时，可能只是他个人孤独无助的伤怀，内心沥血的自语，在他的周边环境中，是无人理解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