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司马光知道王安石的死讯是，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因为没有了王安石，政治家就没有了对手，生命再也没有了激情和斗志。

　　下面要说的这位，在士人学林中也堪称楷模，且看他逝去后的荣光——谥文正，赐碑“忠清粹德”。首都和他从政的地方人们自发奠祭，痛哭的人如同失去了亲人一般悲伤。可见此人的德行上感于朝廷下悯于百姓，他就是司马光。

　　没错，就是编撰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就是从小就机警过人，砸缸救人的司马光。他算是一个官二代，尽管父亲司马池的官不大，但也给他的成长带来了相对不错的环境，这才能使他少年便听习《左氏春秋》并喜爱它。要知道在古代能把书谈到历史科目的孩子，那家境非同一般，大多非官即商。普通人家即便渴求文化，也只能是在私熟里开蒙识字而已，读史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是科考入仕的学科。那就像今天要报考专业的艺术类院校一样，投入很大，一般家庭的经济是不可能承受的。司马光没有问题，父亲天章阁待制的官阶也让他顺利的中了进士甲科。看来就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他天性不喜华靡，高中以后参加喜宴就他一个不戴簪花，别人劝他说是皇帝的赏赐，不戴有违圣意，这才勉强戴了一枝。这些细节就能看得出司马光品性之高。

　　更重要的是，司马光不是一个书呆子。他在为政地方的时侯政声斐然，老百姓都夸赞他。他进了中央理事也是勇于谏言，颇受同僚相予。就是这样一位肯做事，能做事且品性端正的大儒，就因为王安石的变法被卷入新旧两党的争斗中，可能连他自已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场看似理政观念差异的政治之争演变成了利益集团亡间的杀伐迫害。司马光与王安石的私交本来不错，但政治可以使人六亲不认。所以，当我们把政治寄希望于某个人时，要么是天堂，要么是地狱。

　　王安石为了让自己的政治抱负得以实现，在他主政期间，急功近利，用人不问能力，不究品行，只要力撑变革的人都是人才。历史证明他所重用的吕惠卿、蔡确、章惇等人都是一些党同伐异的小人。而真正一些有经验能做事的官员却因对新政异议而遭打压。司马光虽然是王安石的朋友，但出身官僚家庭的他，在利益关系上还是维护地主阶级的，这在他对待王则的农民起义的态度上可以看出。而变法的目的是要民富国强，自然要损害到地主利益，出于人的阶级性，司马光对新政提出了不同意见。这些本来都没有问题。可接下来的事却是因为两人的政治修养而引发的悲剧。

　　王安石的书生意气处理政治就是急功近利，仗着年轻颟顸的宋神宗的强国热情而不计得失，刚愎自用，打压一功反对声音。司马光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也意气用事，不分析变革给国家的发展带来的好处并设法去维护它，而是站在自己的小利益圈子内愤然离京，导致士大夫们不自觉的形成了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新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旧党。并以此为界，之后的士大夫基本以党争为己任，圣贤教导他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话语只是为登科取士所设的谎言而已。

　　如果把历史用文人的线索去整理，我们发现自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新旧党争始，中国的文人政治慢慢地变成了官僚政治，社会的腐败与文化的堕落成了不可阻挡趋势。居庙堂的官员只是把文化当作进阶的工具，骨子里已经丧失了文化的思想和精神，更有甚者利用权力而篡改经典而为自己的恶行找到文化的外衣。真正的文人只能偏安一隅写写剧本小说来推动文学的发展。但是我们却因文化的堕落和保守错过了与世界握手的机会，错过了社会大改良大进步的机会，致使自宋以后中国人民走过近七百年的蒙昧、困顿、苦难与差点亡种的历史。王安石的变法失败了，它失败在当时也波及到以后，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个熠熠生辉的历史名人，如果他们能看到由于文人的党伐与迫害，致使他们毕生维护的文化倒塌，他们将做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