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北宋的王安石，当时推行了很多的变法，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青苗法，但是其变法没得到百姓的支持，是什么原因呢?

　　北宋时，民间高利贷非常猖獗。那些放高利贷者，贷给穷人的利息，往往是本钱的两倍或三倍，以致造成许多下等户农夫破产。实施“青苗法”的本义，是为了实现国家与农民互惠互利。该法规定，如有需要，农民可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青苗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收获了再附带一部分利息偿还官府，一来使资金周转困难的农户免受高利贷剥削，二来不致影响了农业生产，三来官府也可以收些利息来增加财政收入。

　　青苗法是“熙宁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推行青苗法，王安石一开始很有信心，因为早在他任鄞县父母官时就试行过这一法律，效果很好。后来陕西转运使李参以及京东转运使王广渊不谋而合，先后在自己的辖区开展过“试点”，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为了慎重起见，在正式实施这项法律前，王安石又特意先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再进行试点，待取得经验后，才正式推向全国。而且，在颁行之前，他还特别加上了“禁抑配”这一条款，即禁止强行摊派贷款。

　　但就是这样一部法律，在全国各地实施时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情况：有的地方严格按照朝廷的规定办事，执行得好，百姓得到实惠，对此法就非常拥护，老百姓就欢天喜地地歌颂朝廷。

　　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却出现了严重的偏差，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官员或为了政绩工程，或为了从中渔利，甚或对新法原本就很抵触，于是便故意捣乱，不按规定办事，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想方设法多放贷款，多收利息，不惜层层下达指标，强行摊派贷款，特别是将贷款强行摊派给不需要贷款但有偿还能力的富户，而不愿贷给真正需要的贫农，由此引起了富户与贫农的共同反对。百姓对新法自然也就怨声载道。

　　据史料记载，虽然官方规定的利率半年是20%，但是地方官员们却常常私自提高利息到30%甚至更多。如在陕西，农民向官家借陈米一石，到还的时候是新的好小麦一石八斗七升五合，“所取利近一倍”。

　　有的记载甚至说实际利率有达到原先设定的3至5倍的，比高利贷还要高许多。若光是私自提高利率倒也罢了，农民如果嫌利息太高，不去借就是了。但要命的是，地方官不仅擅自提高利率，而且还“抑配”，也就是强行摊派，分任务，下指标，逼迫百姓借钱。

　　为了保证青苗钱的可回收性，新法原本规定“五户以上为一保”，商量好要借多少钱，大家互相担保。

　　而到了执行过程中，竟变成了官府强令富户为各等级贫户提供担保，并向各等级民户摊派青苗钱。

　　收钱时若贫户无力偿还就向富户索取，将贷款的风险转嫁给富户。

　　如此一来，实施青苗法就成了官府辗转放高利贷，收取利息，盘剥百姓的苛政。而青苗法也自然就由良法蜕变成了一部让“天下汹汹”、“民怨沸腾”的“恶法”。

　　王安石变法为何失败王安石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宋神宗，欣赏他，信任他，给了他很大的发挥空间。甚至为了他，不惜压制苏轼、欧阳修、司马光等一代名士。

　　但他又是无奈的，他苦心制定的变法之策阻力重重，始终难以有效推行，最后失去神宗的信任，而彻底失败。虽然对其力图革新、富国强兵的理想和努力应予以肯定，但失败就是失败，最终还是浪费了一个使北宋转弱为强的好机会。

　　之所以说是好机会，首先是因为宋神宗实在是个好皇帝。在仁宗时，王安石不受赏识，因此没有发挥的空间。但宋神宗对他却非常欣赏，而且看得到社会的问题，有改革强国的决心，刚登帝位就给王安石委以重任，对王安石言听计从。而且宋神宗是个仁君，体恤民生，不施暴政，不会给大臣以很大的压力，王安石可以放手施为。其次是仁宗时期的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但多少有些正面影响，对官员腐化有一定抑制，对社会矛盾有一定调和，起码使社会问题没有严重到无法挽回的余地，加上与西夏、辽达成和议，虽然是屈辱的议和，但边境总算是可以安宁一阵了，可以安心变法改革。司法光、苏轼等人反对王安石也是出于路线之争，并不是出于权利私欲。只要变法真的取得了实效，那么得到他们的支持也不是不可能。

　　在历史上，这样的机会是很多有志有识之士梦寐以求却始终不可得的，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光绪帝会受到很大掣肘，但宋神宗却要好得多。当然光绪和宋神宗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戊戌变法的深度不是王安石变法可比的。但终究是一个很大很难得的发挥才干救国强国的机会，没能成功实在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