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梅，古之“四君子”之一，“四君子”是古代文人从物与环境的结合中提炼出的具有特别的精神象征的意象。王安石的《梅花》知识以及作者的简介。

　　梅花 / 梅

　　朝代：宋代

　　作者：王安石

　　原文：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译文】

　　那墙角的几枝梅花，冒着严寒独自盛开。

　　为什么远望就知道洁白的梅花不是雪呢?因为梅花隐隐传来阵阵的香气。

　　【注释】

　　⑴凌寒：冒着严寒。

　　⑵遥：远远地。知：知道。

　　⑶为(wèi)：因为。暗香：指梅花的幽香。

　　【简析】

　　这首诗通过写梅花，在严寒中怒放、洁白无瑕，赞美了梅花高贵的品德和顽强的生命力。

　　梅，古之“四君子”之一。“四君子”是古代文人从物与环境的结合中提炼出的具有特别的精神象征的意象。

　　古人借用这些意象往往有这样一种模式：竹，多以画骨，而境界全在其中，些许文字，以竹之斑驳融文之参差，所谓景中写意。松，以画，画姿则联想尽在松姿中;以诗写神，则松姿尽在想象中，以画以诗，展姿现神，皆谓借物言志。兰，以植，植之盆庭院，飞香于书斋，兰香清，书香雅，谓之淡泊，谓之文雅。而梅，亦如松，可诗可画，不同的是松以画传神，梅以诗传神。另外，梅似乎具全了其它三“君子”的特征：如竹般清瘦，如松般多姿，亦如兰而有芳香。因而，“四君子”中就梅在诗中表达的意境尤为丰富。王安石的《梅花》以寥寥几句诗句略出了几枝梅，恰把这几个特征都写出来了。在意象中，松往往唱独角戏，环境只是作为一种陪衬，主要还是看松姿，而梅不同，梅往往要与环境结合，当然在墨画中环境可以是空白，然而这就是一种环境，只不过比较朦胧。

　　《梅花》中以“墙角”两字点出环境，极其鲜明，极具意境。墙角显得特别冷清，看似空间狭小，其实作者以墙角为中心，展开了无限的空间，正是空阔处在角落外，见角落便想到空阔。“数枝”与“墙角”搭配极为自然，显出了梅的清瘦，又自然而然地想到这“数枝梅”的姿态。“凌寒”两字更是渲染了一种特别的气氛，寒风没模糊掉想象中的视线，反而把想象中的模糊赶跑了，带来了冬天的潭水般的清沏。所以，不管它是曲梅还是直梅，读者总会觉得脑海中有一幅有数枝定型的梅的清晰的画。“独自开”三字就如一剑劈出分水岭般巧妙地将梅的小天地与外界隔开了，梅的卓然独“横”(梅枝不“立”)，梅的清纯雅洁的形象便飘然而至。“遥知不是雪”，雪花与梅花——自然界的一对“黄金搭档”，两者相映成辉，相似相融，似乎是一体的。而作者明确“看出”“不是”，并且是“遥知”。为什么?“为有暗香来”。“暗香”无色，却为画面上了一片朦胧的色彩。清晰与朦胧交错，就像雪中闪烁着一个空洞，造成忽隐忽现的动感。也像飘来一缕轻烟，波浪式的前进，横拦在梅枝前。作者用零星的笔墨层层展开意境，几笔实写提起无限虚景，梅之精神也被表达得淋漓尽致，此作者之神往，亦令读者神往。

　　[作者简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特强，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钟山，谥文。

　　安石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对北宋中期隐伏的社会危机有所认识。在他进入仕途地方官吏时，能够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由于较长时期接触了解社会现实，“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嘉佑三年(1058)《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帛大官僚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在他任参知政事和宰相期间，取得神宗的支持，抓住“理财”和“整军”两大课题，积极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方田均税、免役、市易、保甲、保马等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或“熙宁变法”。由于受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团的坚决反对，神宗后来也动摇、妥协，革新派内部又产生裂痕等，新法终被全部废止。安石变法，虽然归根结底是为加强皇权，巩固封建地主统治地位，但在当时对生产力的发展和富国强兵，确曾起了推动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称誉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一五二页)。

　　为了给变法确立理论根据并反击守旧派，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尚变者，天道也”，用“新故相除”的进化观点驳斥了守旧派的“道不可变”的形而上学论调。同时又公然提出“祖宗不足法”，认为“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司马温公传家集.学士院试李清臣等策目》)。在变法过程中，他更设置专局，使子芳及门人修撰《诗》、《书》、《周官》三经新义，对新政从理论上加以解释与阐发，并通过政府力量作为学校诵习的定本，被称为“新学”，直接或间接为推行新法服务。上述这些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安石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灸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这些都是他在艺术观和创作上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