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关于王安石对韩愈诗歌艺术的继承与创新是怎样的呢?下面一起来看看!

　一、欧、王之异同及二人对韩诗的接受

　　钱仲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 “韩退之之在宋代，可谓千秋万代，名不寂寞矣。”此言虽稍嫌笼统，却揭示了韩愈对宋代思想、文化、文学等多方面的深刻影响。新儒学的出现是宋代思想文化发展到一定高度时的必然，而其肇始则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是与韩愈密切相关的。作为北宋前期的一代文宗，欧阳修对北宋的思想文化建设贡献巨大，其建树是以其对韩愈思想文化资源的吸收、批判为基础的。而他的后辈如王安石、苏轼等，对韩愈思想文化的评论中分析批判的成分进一步增加，王安石尤其如此。但如果探讨韩愈对欧阳修、王安石等人文学方面的影响，情形则稍显复杂。宋代以欧阳修和其门生故旧为代表的古文直接上承了唐代韩柳的古文写作传统，而且欧阳修、苏轼一派作家的诗作也与韩愈诗歌有着同样明显的继承关系，近代学者梁崑就曾将欧阳修的诗歌列为“昌黎派”。而王安石与欧、苏相比，无论其学术与文学，取向都有显著的不同。欧阳修曾以“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句期许王安石，希望他的诗文能够达到李白、韩愈那样的高境; 王安石却以“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婉言相谢，表明自己志不在此。在《韩子》一诗中，王安石对韩愈的批评更加直接: “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何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把力去陈言的古文看成为毫无意义的徒劳，王氏显然是以经世有为的大儒自期，而不以文人自限的。但考察王安石本人的创作实际，他的上述宣言则只能解读为新儒学创建时期对思想文化方面建设的强调。正如他在编选《唐百家诗选》时一面感叹“废日力于此，良可悔也”，一面又自负“欲知唐诗者观此足矣”一样，体现出他在学术与文学之间的纠结心态。这种心态在北宋中期其实相当普遍，连欧阳修也曾反复地强调道与德的突出地位: “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而文章言语之工则“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文艺的由衷兴趣和取得的巨大成就，王安石也是一样。

　　王安石的诗歌卓然自立于一代，被人称为“荆公体”，自宋代以来很多人予以高度评价。但他早期的诗歌却是和欧阳修等人一样，深受韩愈诗歌影响的。由于王安石对韩愈整体的思想学术持较严格的批判态度，这一点很容易被忽视。实际上古今论者已多所揭示，宋代的邵博就曾指出: “王荆公以‘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薄韩退之矣，然‘喜深将策试，惊密仰檐窥’，又‘气严当酒暖，洒急听窗知’，皆退之《雪诗》也。荆公咏雪则云: ‘借问火城将策试，何如云屋听窗知’。全用退之句也。”他举出的仅是个案，清代的方东树则就其诗歌的整体而论，认为: “荆公健拔奇气胜六一，而深韵不及，两人分得韩一体也。”近现代学者梁启超、梁崑、钱钟书等于此也有相似的看法，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二、述志、议论与宋代的新士风

　　从《古诗十九首》开始，中国的文人抒情诗都长于对个人命运的感慨和情怀的抒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特殊的社会政治、学术文化背景，这种趋势有所强化。直至唐代，这种趋势始逐渐变化。而将个人命运与时代、社会、政治更密切地关联起来，则是杜甫、韩愈之后的新取向。学界对韩愈一派的“不平之鸣”颇多关注，其实韩愈之诗一如其人，在贞元、元和时期的一些诗却有着强烈的时代和政治关怀，如其《汴州乱》《归彭城》《元和盛德诗》这种取向在宋代特定的制度架构与文化氛围中得到了强化。由于对“文治”的强调和文官制度的构建，宋代成为士气最高昂的一个时代。与此相关，从早期的王禹偁，到后来的欧阳修、苏舜钦，再到王安石和苏轼，诗作中都有着强烈的时代和社会关怀，这成为宋诗的重要特色。这方面王安石是一个很恰切的代表，他入仕前期和执政时期的不少作品都可以视为对杜、韩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王安石自入仕以后，对政治和时事的关注更逾前人。他的不少诗作直面社会现实，如其《收盐》《兼并》《省兵》《感事》等诗作，都直接地对现实的政治和制度予以评论，提出见解。这些诗歌可能在艺术上的锤炼不够，因而常给人以诗歌形式的政论或谏书之感，但在这些朴素的语言、朴拙的表达中却常常包含诗人对现实制度和政治的强烈不平之感，这种政治情感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其中也常常交织着对民众生活现实的真诚忧虑: “朅来佐荒郡，懔懔常惭疚。昔之心所哀，今也执其咎。乘田圣所勉，况乃余之陋。内讼敢不勤，同忧在僚友。”

　　当然，正如韩愈所说，善鸣者如生逢其时，也自然可以“鸣国家之盛”。熙宁变法取得一些成果后，王安石的作品中也常有欣喜之感。如“熙河之役”胜利后，他接连写了《和蔡枢密孟夏旦日西府书事》《和蔡枢副平戎庆捷》《次韵元厚之平戎庆捷》《次韵王禹玉平戎庆捷》等作品庆祝胜利。这些诗因其中歌颂性的内容而显得有些“台阁体”的“廊庙气”，其气象与情感与杜甫《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韩愈《晋公破贼回重拜台司，以诗示幕中宾客，愈奉和》等诗约略相似。就读者而言，这种歌颂体的诗其感染力往往大打折扣，正如韩愈所说“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 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 《荆潭唱和诗序》) 。但从作者的角度看，这些亲历了战争和叛乱，以不同方式参与了艰难战争过程的诗人们，其表达的欣喜之情我们相信也完全是真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