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散文名垂千古，很多都渗透着他的政治见解和法律意识，体现了法学与文学的高度融合。

　　译文:

　　有个少年得到一只用来斗的鹌鹑，他的同伴想要，他不给。那同伴自恃和他亲密，就一把拿跑了。少年去追，把他杀了。开封府判定该少年应被处死。王安石反驳说：“按照律(刑统?)的规定，不论是公然抢夺还是暗中偷窃都算是盗窃罪。此案中少年不给，他的同伴就拿走了，这就算盗窃。少年去追并把他杀掉，应该是追捕盗贼，即使杀死，也不应定罪。”因此便弹劾开封府有关部门判罪过重。开封府的官员不服，此案上报到审刑院和大理院，这两处都认为开封府的判定是正确的。(王安石因其弹劾不当而应被判罪)，但皇帝下诏赦免了他的罪名，按照惯例，这种情况应该到阁门去答谢。王安石说：“我无罪。”不肯前去，御史因此弹劾他，皇帝却没有理会。

　　王安石的法律思想表达

　　一、对象：王安石其人其作

　　王安石，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其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李之亮教授在《王荆公文集笺注》的前言中用“雄气与霸气、俊朗气与儒学气”四个气来归纳了王安石散文的本质特点，精辟而全面。

　　何为法律意识?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法律意识的内容包括法律认知，对法律的感性价值体验和理性的思维。法律意识分为社会法律意识和个体法律意识，文章主要对个体法律意识(即王安石的法律意识)，同时联系社会法律意识(即宋代法律意识)，来研究法律意识在王安石散文方面的影响。

　　王安石的散文主要包括赋铭、梳书、奏状、札子、内制、外制、表、论议、书、启、记、序、祭文、哀辞、神道碑、行状、墓表、墓志、表状、制诰、书信和杂著。其中，王安石的法律意识主要体现在书、表、记、序、赋铭、论议等体式的论说文中。这些文章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在王安石的诸多散文中，《上仁皇帝言事书》、《百年无事札子》、《答司马谏议书》以及《读孟尝君传》、《伤仲永》等，或主张变革，或以叙述形式表达其对法社会现象的看法，都体现了王安石的法学思想，成为散文之经典。

　　二、剖析：王安石散文的法律承载

　　(一)以礼为导，以法为治

　　王安石关于礼和法的看法，在他的很多文章中都散有体现，而《礼论》、《礼乐论》、《非礼之礼》、《洪范传》等，对礼和法则是更为直接的论述，下面从三个方面，分析王安石散文中礼法意识的体现。

　　1.儒家思想的渗入，用礼引导、教化人们

　　王安石散文中儒学气息浓厚，在《王荆公文集笺注》中，李之亮教授认为，王安石“大量的作品中所透出的，则是玩儒经于股掌之作……王安石创作的主流恰恰是那些充满儒学气的作品，而清新刚健之作，不过是其支脉而已，不少人只是把他的支脉夸大了而已”。从法学的角度看，儒家对人的软性约束和法家对人的硬性约束，都是必要的，只是必须衡量，孰轻孰重，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人，衡量的结果都会有所差异。号为“通儒”的王安石，在对待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是稳重而大度的大家风范。他认为“夫民之于此(化)，岂皆有乐之心哉?患上之恶己，而随之以刑也，故荀卿以为特劫之法度之威，而为之于外尔，次亦不思之过也。”可见，王安石认为礼和法同是作为规范社会的礼和法，在功能上是互补的，因而以礼为导，以法为治是非常必要的。

　　在《礼乐论》中，王安石对礼和法也有比较明确的论述：“曾子谓孟敬子：‘君子之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观此言也，曾子而不知道也则可，使曾子而为知道，则道不违乎言貌辞气之间，何待于外哉?是故古之人目击而道已存，不言而意已传，不赏而人自劝，不罚而人自畏，莫不由此也。是故先王之道可以传诸言、效诸行者，皆其法度刑政，而非神明之用也。”到底是用礼来规范人们还是用法来约束人们呢?王安石认为曾子之言“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是不全面的，因为“道不违乎言貌辞气之间，何待于外哉?”在王安石看来，礼是用来引导的，“古之人目击而道已存，不言而意已传，不赏而人自劝，不罚而人自畏，莫不由此也。”这就是礼的意义所在。但是礼“可以传诸言、效诸行者，皆其法度刑政，而非神明之用也”。要取得它预期的效果，必须借助一定的载体，去使其中的精神和观念融进人们的思想中，因此也不能忽视法律和政治的传播和推进作用，可以说，对于教化人们，王安石是希望用“道”来完成的，但是“道”要传播、要被接受，还是得靠“法度刑政”，这也是“以礼为导，以法为治”的一个体现。

　　2.人治与法制相结合，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

　　在《取材》中，王安石提出：“所谓诸生者，不独取训习句读而已，必也习典礼，明制度，臣主威仪，时政沿袭，然后施之于政事，则以缘饰治道，有大议论则以经术断之也。”

　　在此，王安石明确提出，儒生要有治国安民的思想，要“习典礼，明制度，臣主威仪”，这一切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好好治理国家，为天下苍生造福。如果管理者本身的素质能够达到一定水平，那么，国家的强盛则指日可待了。

　　王安石对人君的要求更为严格，他主张“施仁政”，因此君主的思想道德修养是人治是否能够取得理想效果的关键。在《洪范传》中对此有所论述：“五行，天所以命万物者也，故‘初一曰五行’。五事，人所以继天道而成性者也，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人君所以修其心，治其身者也，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故‘次三曰农用八政’。”王安石认为人君要治理国家，首先要自己“修其心、治其身”，才能“为政于天下”，儒家思想的渗入使得王安石相信“为政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