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潜(公元365—427)，字渊明，或曰名渊明，字元亮，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历仕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中年辞官归隐，躬耕自资，最后寂寞地死去。陶渊明的时代，文坛上滋长了虚华浮艳的形式主义风气，旨归老庄的玄言诗和寄情闲适的山水诗风靡一时，而陶渊明却能独树一帜，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诗人和散文大师。随着陶渊明在文学史上影响的扩大，后世对陶渊明的研究也始终不辍。五四以来，朱自清、陈寅恪、朱光潜等先生，对陶渊明皆有较深入的探讨，在史料、艺术技巧、风格诸课题上作过有价值的发掘与论析。鲁迅先生运用唯物史观，在魏晋文学的精湛研究中，也对某些学者曲解陶潜的论点，曾予以尖锐批评，提出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为陶学研究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陶学方兴未艾。广大文学评论工作者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古代作家作品，陶渊明的研究取得可喜成绩，进入一个崭新发展阶段。回顾三十多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过程，陶渊明始终是一个引入注目的“热门”作家，在报刊上开展过多次讨论，可谓盛况空前。兹将建国来历次讨论情况综述如下。

　　一、一九五四年开始的主要围绕《陶渊明传论》一书的讨论

　　一九五三年上海棠棣出版社的《陶渊明传论》(张芝著)问世，这是解放后第一部陶学专著，在古典文学界引起强烈反响，招来一系列批评，持续达四年之久。五四年六月七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首先发表阎简弼《读<陶渊明传论>》一文，指责著者“从血缘上判断人的思想和行为是不科学、不十分可靠的。所以陶渊明的忠不忠于晋应该看他自己的言行，不必绕弯子从陶侃、孟嘉那里找根据。而且只要细心地读一读陶渊明的诗文，就可以明了他之所以崇拜他们绝不是张芝先生所说的‘不忠’与‘附逆’；而恰恰相反，他是把他的这两位先辈看成品德高劭的忠良的”。对此，著者一度撰文反驳：“阎先生似乎认为要么陶渊明忠于晋室，要么不忠于晋室，而不能既不忠于晋室而又抱有同情，但我认为恰是虽不忠于晋室(就桓玄事件言)而仍同情(就刘裕事件言)，这才是陶渊明对于当时政治事件的具体态度。阎先生认为‘同情’和‘忠愤’只是两个不同的词汇，他不理解这是代表客观事物的两种不同态度。对问题一刀两断是容易的，但我们不是更要求恰如其分么。”[1]此后，报刊上仍不断有对该书的批评。如刘国盈《试谈陶渊明》指出：“陶渊明的这种怀古情绪，是极富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生活在动荡不定、饥寒交迫的时代里的农民，他们最想望的就是能过那“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的没有剥削、没有战争的安谧生活，而诗人的诗篇恰恰就反映了人民的

　　这种愿望。张芝先生《陶渊明传论》一书中提出陶渊明的这种‘怀古情绪’是‘充分地表现了他的没落情感’。据我看张先生的这种论证是不大充足的。因为我们不能根据这种思想是否能够实现来判断其进步与落后，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检验一下这种思想是代表着什么人的情绪。”[2]易润芝《试论陶渊明》批评“张芝先生‘没有从认真研究陶渊明的作品入手，来评断他的思想与价值’，这确是《陶渊明传论》的主要缺点”。[3]叶鹏《论陶渊明》指责“张芝又证明，陶渊明的苦闷和躬耕生活的真正政治原因，是桓玄政权的流产。张芝的这一论断，说明了他始终还没有跳出所谓陶渊明对某一政权的个人依恋的偏见”。[4]郭预衡《评<陶渊明传论>》指出，“传论”中的陶渊明，是没有任何伟大之处的。这种评价我们当然不能同意。陶渊明在历史上的诗人地位，是个客观事实，不是任何人能够随意歪曲的。首先，从政治倾向来看，陶渊明基本上是倾向劳动人民方面。……其次，从陶渊明的思想倾向看，他基本上是采取了儒道两家思想的积极因素，而扬弃了某些消极因素。”[5]

　　这个时期的陶学研究，除关于《陶渊明传论》的争论外，其他问题亦存在不同意见，如李周存《对<论陶渊明>的一点意见》就认为叶鹏关于道家思想对陶渊明世界观具有积极影响的观点是错误的，提出：“道家的落后的世界观、人生观无疑的给他的作品现实主义基础以很大的腐蚀，对这位天才来说是很可惜的。我们可以假定，如果陶渊明不是受道家消极思想的支配，那末，他就可能不会在这时候写的作品‘与当时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悲剧不相称’，而很可以写出惊心动魄的人民性极其强烈的现实主义作品来的。”[6]俞启祟《陶诗“忠愤”说新证——陶渊明爱国主义的新探索》批评叶鹏这样一种论断；“在陶渊明的全部作品中；看不到一点民族苦难的影子。”[7]指出“只有从爱国主义精神这个方面来理解陶渊明诗‘忠愤’这一部分，我们才能钻研出这些诗真正思想性之所在，才能理解这些诗为什么感动并激励着无数的人，也只有从这个方向去理解陶渊明，我们才能探索出构成陶渊明整个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忠愤’和构成陶渊明全部作品风格的有机组成部分——‘豪放’、‘慷慨激烈’的具体内容是什么。陶渊明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他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8]针对缪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新释——附论东晋南朝地方官俸及当时士大夫食量诸问题》[9]一文，张志明写了《对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新释>的商榷的意见》[10]；针对谭丕模《论陶诗》[11]一文，汪浙成写了《对<论陶诗>一文的意见》[12]；还有古直《陶侃及陶渊明是汉族还是溪族呢?——与陈寅恪教授商榷所谓江左名人如陶侃及陶渊明亦出于溪族的结论》[13]等，所有这些讨论文章的发表，对推动陶学研究的发展，皆很有裨益。

　　这个时期出版的陶学专著有《陶渊明集》(王瑶编注，五六年北京作家出版社)。为了方便读者，该书所收诗文分别按时间顺序编排，并对内容作了简明扼要的注释：书首《前言》对陶渊明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进行了比较全面而中肯的评论，不仅可为初学者指示读陶门径，对研究陶学的专业工作者亦颇有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