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陶渊明所处的社会，正是晋宋之际，各种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异常尖锐复杂。

　　孙恩、卢循农民大起义动摇了司马氏的统治基础。统治阶级内部，为了争夺政权，叛乱迭起，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权，也时时窥视着南方。兵连祸结，战乱频繁，劳动人民，乃至广大的文人士大夫都处在祸乱之中。一些士大夫把官场视为畏途，稍有不慎，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要实现儒家“兼济天下”的理想是不可能的。那么，崇尚老庄，归隐田园，就成了一时风气。陶渊明归隐田园，正是受魏晋以来名士传统的影响，尤其是受东晋士人清虚恬淡心态的影响，加之黑暗污浊的现实，和他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性格，从而形成了他“不慕荣利”、“忘怀得失”的人生态度。而归隐田园，“独善其身”，是他最理想的归宿。这也是当时社会环境、社会风气影响的必然结果。

　　连年的战乱，给大批人带来了不自然的死亡。人民、特别是文人士大夫出于对生命的强烈留恋，和对于死亡的无比恐惧，开始注意寿龄问题。各种宗教在这个问题上，也想尽办法。

　　于是，道教想用人为的方法使人延年长寿(用炼丹求仙追求长生不老)，什么“长寿丹”、“寒食散”等物，盛行一时;而佛教则想用轮回的说教，解脱人们的迷惘。但是，佛教的说教，道教服食丹药的求仙方法，很难让所有的名士接受。吃长生不老之药而毙命的情况时有发生，即使是未死的人中，也未能长寿。这样，就引起了一些文人士大夫的怀疑，甚至否定。向秀《难稽叔夜养生论》中就说：“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未尽善也。若信可然，当有得者。此人何在?目未之见。此殆影响之论，可言而不可得。”嵇康的所谓“导养”，就包括“服食养生”，向秀说这是“影响之论可言而不可得”，是不能相信的。于是，士大夫中的一些人，转而追求另一种药物的滋补养生的作用——饮用药酒，其中包括“菊花酒”。陶渊明是喜欢酒的。饮酒赋诗本是隐士的生活内容之一，酒与陶渊明有不解之缘。苏轼曾说：“渊明之诗，篇篇有酒”，虽然有点夸张，但陶渊明好酒，陶诗中多涉酒字，却是不争的事实。可是，他并不是醉鬼，不像“竹林七贤”或“朝中名士”那样“昏酣”。这在《饮酒诗序》中说得很明白：“余闲居寡欢，兼此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他喜欢饮酒主要是闲居生活缺少乐趣，需要填补生活的空缺，每次痛饮之后，都要题诗以“自娱”。“酒醉”之后，还能够写诗，可见，并没有真醉。正如苏东坡评论他的“但恐多谬误，君当恕醉人”时所说的“此未醉时说也，若以醉，何暇忧误哉?”这说明他饮酒时不会昏酣狂醉。他的饮酒一是“寄酒为迹”(萧统《陶渊明集序》)，二是饮用菊花酒以延年益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