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陶渊明是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有《陶渊明集》，下面是有关《陶渊明集》前言，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一、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元亮，浸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渊明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陶渊明的祖父作过太守，父亲早死，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到渊明时，家境已经衰落，他从小就过着比较贫困的生活。

　　陶渊明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污阳柴桑的农村里度过的。浔阳东临彭蠡湖(今郡阳湖)，北面长江，南倚庐山，风景十分优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秦皇上人”(《与子严等疏》)。尽管家境贫困，但那种生活毕竟是恬静而适意的。“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故乡的一草一木，时时索绕心头，勾起甜蜜的回忆。早年的这种生活，对陶渊明日后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性格，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陶渊明的大半生处在我国封建社会史上的一个大分裂、大混战的黑暗时代。当时长江以北的土地，为异族侵占。北方各族上层统治者经常发动对南方的骚扰和进攻。而东晋王朝，则苟安江南，无所作为，且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当时的豪门世族，恣意侵占良田山泽和佃客奴仆，他们聚敛民脂，搜刮民膏;加之江南各地军阀互相攻伐残杀，致使“百姓散在江湖采相，内使王愉悉之还。请米，吏不时给，顿仆道路，死者十八九焉”(《晋书。桓玄传》)。而陶渊明的家乡江州污阳，又正是地处三江之口的军事要冲，连年的征战，给这一地区造成了更为惨重的破坏。“江州以一隅之地，当逆顺之冲。自桓玄以来，驱蹙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晋书。刘毅传》)。

　　陶渊明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祸乱不已的年代之中。起初，他很有大济苍生的抱负：“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九首其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翩思远翥”(《杂诗》十二首其五)。但在黑暗的现实面前，其结局也只能是“有志不获骋”(同上其二)。于是，“少年的豪壮使他回忆，家境的穷困使他烦恼，衰病的来临使他苦闷，政治的变化使他慨叹”(王瑶编注《陶渊明集。前言》)。总之，理想与现实发生了矛盾，这一矛盾贯穿陶渊明的一生，这不仅表现在他出仕与归隐的反复，也表现在他归隐之后内心的苦闷与愤懑。

　　陶渊明在《饮酒》诗中追忆说：“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年立，志意多所耻。”他年近三十才被“召为州祭酒”(《宋书。隐逸传》)。但从“志意多所耻”来看，他对官场中尔虞我诈的风气是不满的。因此，他才“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同上)。还家后，一度召为州主簿，不就。直到三十五岁，才又重新怀着建功立业、大济苍生的希望，投奔到了荆、江二州刺史桓玄的门下。如前所述，东晋王朝内优外患，司马氏统治集团腐朽已极。作为新生世族的代表，桓玄就被推上了政治舞台。前期的桓玄，的确显示了重整朝纲、匡救时弊的才能。据《晋书。桓玄传》载，桓玄曾向皇帝奏疏自荐：“常欲以身报德，投袂乘机，西平巴蜀，北清伊洛，使窃号之寇系颈北阀，大耻载雪，饮马灞■，悬旌赵魏，勤王之师，功非一捷。”并大胆指责朝廷“权门日盛，丑政实繁，咸称述时旨，互相扇附”。在这种局面下，陶渊明前往投奔，也正是寄希望于桓玄，以实现其大济苍生的理想。但随着时局的变化，当桓玄大权在握、拥有重兵之后，并无安天下之计，却只“陵侮朝廷，幽摒宰辅，豪奢极欲，众务繁兴”，伺机谋取帝位，结果“朝野失望，人心不安”。这也是陶渊明离开他的根本原因。

　　陶渊明四十岁这一年，作为新兴地主集团的代表刘裕，率部击败桓玄，收复京邑，并实握东晋大权。这给当时处在极为黑暗中的人民又重新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再次步入仕途，在刘裕手下做了一个参军之职。但陶渊明此次出仕的态度，却是“时来苟冥会，■辔憩通衢”(《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在赴任途中，他就徘徊不前，疑虑重重，并作好了“重返班生庐”(同上)的思想准备。之后，尽管又做过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和为时八十多大的彭泽令，但他发现这一切皆有违自己的夙志，于是便愤然弃官归隐了。

　　这位早年怀着“感物愿及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的理想而步入社会的陶渊明，在坎坷的仕途上往返颠簸，但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腐朽官场的尔虞我诈、世俗社会的污浊混乱，终于逼使他走上了与统治集团相决裂的道路，最后怀着满腔的愤懑不平，又重新回到了那时时令他逻想、留恋的大自然的怀抱。然而在隐居生活中，他表面上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其五)貌似飘逸滞洒的隐士生活，但内心的苦闷却永远无法排遣：“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十)：“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十二首)其二)：“眷眷往昔时，忆此断人肠”(同上其三)：“抚己有深怀，履运增慨然”(《岁暮和张常侍》)。他既没有忘怀昔日的壮志，也更没有忘怀于现实。我们从《述酒》等诗中可以明显看出他时时在关注着政治风云的变化，并时尔表现出内心的愤慨与不平。“酒能法百虑”(《九日闲居》)，他之所以苦闷忧愁，根本的原因即在于没能实现理想。也正是由于对理想的炽热追求，他常常慨叹生不逢时，并以极大的热情为人间社会设计了一个“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桃花源诗》)的理想乐园。因此，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贯穿陶渊明一生的最基本的矛盾，并由此而决定了他貌似飘逸而内心又极苦闷的独特的个性。

　　二

　　陶渊明的诗歌，犹如他的个性一样，具有鲜明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