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酒诗以酒寄意，诗酒结合，使作者自然地袒露出生命深层的本然状态，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境界。以下是小编整理的饮酒诗其十一 陶渊明，欢迎阅读欣赏。

原文：

　　饮酒诗（其十一）

　　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

　　屡空不莸年，长饥至于老。

　　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

　　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

　　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

　　裸葬何足恶，人当解意表。

翻译：

　　人称颜回是仁者，又说荣公有道心。颜回穷困且短命，荣公挨饿至终身。虽然留下身后名，一生憔悴甚清贫。人死之后无所知，称心生前当自任。短暂人生虽保养，身死荣名皆不存。裸葬又有何不好？返归自然才是真。

饮酒诗二十首赏析

　　陶渊明《饮酒》诗二十首之作年，迄无定说。{1}邓小军先生“根据对《饮酒》序、诗，相关史事时地，以及相关修辞手法的考察，认为《饮酒》诗不是作于东晋而是作于刘宋”。并推定“陶渊明《饮酒》诗，作于永初三年秋分八月初十之后一段r期”。③笔者基本认同此一观点，结合相关史料以及《饮酒》诗中语辞，进而认为《饮酒》二十首是渊明写给挚友颜延之的劝谏语、劝慰词，是陶颜之间体贴入微的关怀、关切，从中尤可见出渊明对延之的一片良苦用心。{4}延之在《陶靖节征士诔并序》中具体记载了二人谈话的情况，渊明二十首《饮酒》诗则是二人谈话主题以及主要内容的诗体、诗意表述。另，《停云》诗的主旨，亦当与延之相关，其作年当在宋景平元年（423）春。

一、《饮酒》诗创作时间补证

　　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序云：

　　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5}

　　邓小军先生“据《宋书》纪传、谢灵运《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诗》及陆游《入蜀记》自建康溯江抵达江州需时22日，可知颜延之自京贬始安郡路过江州，是在宋永初三年八月八日左右；《饮酒》序‘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指近来秋分八月初十以后夜比昼长――德恒按：比，亦有版本作秋）。偶有名酒，无夕不饮’，与延之‘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日期、事实相合；《饮酒》当作于永初三年秋分之后”。{1}邓氏又云：“名酒价格昂贵，陶渊明弃官归隐之后躬耕自养，经济不会宽裕，哪得名酒？更哪得大量名酒以致可以‘无夕不饮’？而《宋书陶潜传》所载颜延之出为始安（今广西桂林）太守经过江州（今江西九江），‘日日造潜’，‘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显然，颜延之这一罕有的馈赠，甚有可能是陶渊明获此大量名酒的来源”。“试问：陶渊明的后半生，乃至人的一生中，秋分时日获得大量名酒之馈赠，能有第二次否”？③

　　笔者认同邓氏对《饮酒》诗作年的考定，并认为渊明《饮酒》诗确与颜延之有关，但是并不认为渊明大量美酒是由延之临别所赠“二万钱”所致，而是认为大量美酒本即延之所携，《饮酒》诗并非作于延之既去之后，而是作于陶颜乐处之时，这是笔者与邓氏的主要分歧所在。简要考论如下。

　　第一，由《饮酒》序中“偶有名酒”句，可知此名酒必非寻常途径得来。据《宋书陶潜传》：“亲老家贫，……以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p，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p。”{4}《礼记月令》：“乃命大酉（音缩。大酉，酒之官长也），秫稻必齐，麴蘖必时，湛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六者尽善，更得醯浆，则酒人之事过半矣。”{5}据此知，即使是渊明尚为彭泽令，尚能役使人吏时，其所饮之酒的寻常、惯常之来源，亦是种秫稻以自酿，渊明令吏将公田悉种秫稻，其用意便是以之为酿酒的原材料。⑥那么，渊明“闲居”之际，绝无骤得大量名酒之可能。有之，则必为非常之人造访时所携来者。

　　第二，据《宋书陶潜传》：“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7}此固可见渊明之真率，然更可见者，乃是渊明对世俗普通“造之者”的厌恶。而《饮酒》序中却分明说：“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且“纸墨遂多”，更“命故人书之”，由此可见，携大量名酒造访渊明之故人必是与渊明莫逆情款、心灵相契者。若为一般访客，窃恐渊明或婉转谢曰“卿可去”，或刚拙乃至“麾而去之”也，岂复有此缠绵往复情致耶？

　　第三，陶序称“聊命故人书之”，亦含深意。据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九：“谢I字符晖，陈留人。官至吏部尚书。风华黼藻，当时独步，草书甚有声。草殊流美，薄暮川上，馀霞照人，春晚林中，飞花满目。……颜延之亦善草书，乃其亚也。”{8}可见延之虽书法不及小谢，但已入高品。又，其所擅为草书。笔者所以怀疑渊明“聊命故人书之”有深意存焉亦在此，即：一来草书龙飞凤舞，非专于此道者不易解之。渊明二十首《饮酒》诗尽是对晋宋易代之际政治态势之看法，尽是对“故人”前程、出处甚至命运的真诚关怀、关切，尽是对挚友真挚的规劝、劝谏，此是渊明与“故人”间的私密，自不当为他人知晓。以此而论，“故人”为颜延之的可能性极大。二来如果渊明“聊命故人书之”是指命颜延之书写《饮酒》诗，那么这正是再次令延之将自己的规劝、劝谏铭刻于心，以免致祸难全之意。

　　第四，关于颜延之出守始安之年，邓小军先生考定为永初三年（422）秋，{1}此处再增补一证以实其说。据梁昭明太子萧统所撰《陶渊明传》，“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浔阳，与渊明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浔阳，日造渊明饮焉，每往必酣饮致醉。弘欲邀延之坐，弥日不得”，此颇可留意。此处之“弘”指江州刺史王弘，据《宋书王弘传》，“（义熙）十四年，迁监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二郡诸军事、抚军将军、江州刺史。至州，省赋简役，百姓安之。永初元年，加散骑常侍。以佐命功，封荣华县公，食邑二千户。三年，入朝，进号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少帝景平二年，徐羡之等谋废立，召弘入朝”，③据此可知，既然王弘永初三年入朝，那么他“欲邀延之坐”之下限即为永初三年。此可补证邓氏所考延之出守始安是在永初三年的结论。

　　综上可知：第一，渊明大量名酒之来必为非常之遗，而延之具此馈赠之财力；第二，渊明大量名酒之饮必为非常之人，而延之与渊明情款神契，相好莫逆，具此特殊之身份；第三，延之素质、身份恰与《饮酒》诗序言“聊命故人书之”中的“故人”相符；第四，通过对王弘经历之考论，可知颜延之出守永安之下限即在永初三年。正因为颜延之是在政治昏暗、朝局复杂的时期一麾出守，其所亲者或贬或戮，所疏者柄政当轴，延之自身前途亦殊难逆料，道经浔阳，渊明得无戒之乎？延之能无请教乎？但，毕竟陶颜所谈为隐蔽事、私密事，故陶《饮酒》序出言“闪烁”：名酒之来，不叙始末{4}；故人为谁，不道甲乙；醉后题诗，讳无诠次。然饮至于复醉，醉后尚能题咏，此岂真醉之人耶？于兹可见渊明序辞之闪烁，实是欲吐还吞、实有不得已之苦衷、深衷。概言之，陶颜交谊，以及颜延之于永初三年仓皇出守，在浔阳与渊明相会、相谈，这是渊明《饮酒》诗的创作触媒及创作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