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陶渊明，人们往往会想起他的洒脱自然率真和不失赤子之心。而这种放浪情怀的寄托便是他的隐逸。所谓隐逸就是寄身于山林之间，游心于泉石之上，抛开功尘利禄，追求自己心灵上“诗意的栖居”。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一直就有隐逸情怀：孔圣人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庄逸士“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于海。”（《庄子·逍遥游》）一直到汉代商周四皓，中国的历史上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隐逸高峰，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隐逸承接前人达到空前的高峰。而陶渊明的隐逸无疑是这次隐逸洪流中的一朵奇葩。钟嵘在《诗品》中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确实陶渊明在回归田园之后成功的将自然提升为美的“至境”。在草木虫鱼之间寻找到自己心灵中的“桃花源”。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极其动荡和黑暗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处境岌岌可危，稍有不慎便会招来杀身之祸。弥衡和杨修的被杀就是一个例子。文人们纷纷远离政治的漩涡、急流勇退回归自然。陶渊明也不例外，在他四十一岁那年彻底的与仕途断绝。他不愿为五斗米而向世俗权贵低下他那颗高贵的头颅，挂印飘然而去。“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陶渊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农村田园。在这黑暗而又混沌的世界里田园才是他唯一的乐土与精神寄托。桀骜不驯的陶公自此之后心志于田园，未曾出仕，直到他真正的与自然融为一体。后人在其死后赞他为“靖节先生”，的确陶公当之无愧。

　　陶渊明的归隐既不像王子猷式的“以手版拄颊”对远山行注目礼。这是一种精神的形而上者，王子猷访友可以在月夜带着仆人乘舟顺流直下百里，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因为他是贵族有物质的支撑可以潇洒自然不食人间烟火，飘飘似神仙。陶渊明则不行，他的财产也不过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算不上殷实人家，也需要操劳生机，“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这便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他也不像谢安式的回到庄园别墅。対谢安来讲他是朝廷的权贵，只因为是一时的不得意而暂时回归。他并没有放弃仕途经济只不过是暂避风浪蓄势待发。他隐逸的心不诚，因此他的隐是半隐带有附庸的意味。而陶渊明则真真正正的把自己的心和灵魂交给自然。“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之喻，何等灵动贴切，充分表现了他回归田园的急切心情。因此他是真隐、是大隐士。陶公更不像那种高僧式的进入高山幽谷，不见天日与世隔绝。他活跃于乡间邻里把自己变成一个老农。“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多么和谐的邻里情。还有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在田园里陶公始终追求着“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的人生信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