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上素有“诗庄词媚”的传统，人们在填词时，总免不了要考虑什么样的生活、思想、感情才能够用词这一文学形式来表现。及至苏轼，采取“以诗为词”的手法，将别人以诗的形式来表现的题材和主题，都写入词中，于是“东坡词颇似老杜诗，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1]，放映了以前词人所没有放映过的广阔内容。而苏轼对词体革新的根本，正是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本文拟从苏轼的词学观，来探讨其词体革新中的几个问题。

　　一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味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提出了词须是“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破“柳七郎风味”则是其词体革新的一个重要方面。

　　苏轼的词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就必然给词带来意境和风格上的创新。在写出第一首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以后不久，苏轼就在第一篇关于词体革新的文章《与鲜于子骏书》中，明确提出了“破”的问题：“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2](Ｐ1650)歌词本是要“绣幌佳人”，“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欧阳炯《花间集序》）来歌唱的，而苏轼之词竟要东洲壮士“吹笛击鼓以为节”、“抵掌顿足而歌之”，并为其壮观而自鸣得意。显示了苏轼有意开阔新词境，以“破”风靡词坛的“柳七郎风味”，提倡一种具有阳刚之美词风的意愿。

　　在这里，苏轼对自己的词体革新提出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立”，“自是一家”；二是“破”，“无柳七郎风味”。值得注意的是，苏轼把“柳七郎风味”看成是“自是一家”词作的对立面，可见他对破“柳七郎风味”的重视程度。对于苏轼的这段话，清代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指出，苏轼“近却颇作小词”云云，“一似欲为耆卿之词而不能者。然坡尝讥秦少游《满庭芳》词学柳七句法，则意可知矣”[3](Ｐ108)。刘氏并未说明“意”之所指，不过，从以下三个方面，还是可以看出苏轼之“意”是什么。其一，从“柳七郎风味”提法本身看。宋人以行第相呼，多用于平辈或晚辈，一般不用于尊者和长者，否则视为不尊敬。柳永是苏轼的前辈。苏赞许柳词时，称之为耆卿，字而不名；贬斥柳词时，则呼之为“柳七”。因此，“柳七郎风味”并不像有些论者所说，只是对柳永词风的一般称呼，实际上是一种贬称。其二，众所周知，柳永词分雅词、俚词二类。苏轼曾经说:“人皆言柳耆卿词俗，然如‘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唐人佳处，不过如此。”[4](Ｐ35)《八声甘州》情景兼到，骨韵俱高，属于雅词。可见，苏轼对于柳永的雅词颇为推许，他所说的“柳七郎风味”只能是针对沿袭五代的淫蘼浮艳风气的俚词词风而言。在宋俞文豹《吹剑续录》有一段文字记载:“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耆卿?对曰: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绰铁板，唱‘大江东去’。为之绝倒。”[5](Ｐ49)曾端伯《高斋诗话》载:“少游自会稽入都见东坡。东坡曰: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少游曰:某虽无学，亦不如是。东坡曰:‘销魂当此际’，非柳七语乎?”[6](Ｐ497)说明了柳永词富阴柔之美，而苏轼词富阳刚之美，也体现了苏轼对传统词风的突破和创新。其三，柳永的俚词，在思想内容方面往往显得庸俗，在语言方面则比较俚俗。从苏轼本人的作品看，《东坡乐府》中如《满庭芳》(“蜗角虚名”)、《如梦令》(“水垢何曾相受”)等，语言都相当俚俗。而且，据《苕溪渔隐丛话前集秦少游》记载，秦观有“唤起一声人悄”词，其中“觉健倒，急投床，醉乡广大人间小”等语，也颇为浅俗，而苏轼“爱其句”。这种情况显示，苏轼并不一味反对俚俗；他不满于柳永俚词的，自然又在于它的思想内容的庸俗。要之，苏轼所说“柳七郎风味”，是指主要表现在俚词中的柳词的庸俗、卑弱和浮艳词风。他以“柳七郎风味”相概括，表示了他的不屑和否定态度；他说自己“颇壮观”的“自是一家”的词“无柳七郎风味”，表明他要在它之外建立一种新词风，开创一条新道路。这就是苏轼“意”之所在。如果说，《与鲜于子骏书》表明，苏轼在词体革新一开始，就把“柳七郎风味”当作他的革新的对立面，并把破“柳七郎风味”当作革新的组成部分，那么，《高斋诗话》所载则表明，他在革新的后期也仍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