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对儒、道、释的融合

　　苏轼在政治上奋发有为、希望实现他经世济民的政治思想时，曾经批判过释、道思想；但在他处于逆境时，即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难以实现而个人又遭受到排斥打击时，则又更多地接受清静无为、超然物外的思想，在释、道思想中找到精神的寄托。在《醉白堂记》一文中，他借称颂韩琦来表现自己的处世态度：“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游，非独自比于乐天而已。”这完全是用庄子“万物齐一”的思想来求得精神上的解脱。而在《超然台记》一文中，他通过推究人们“乐少悲多”的原因来阐发和推崇那种超然物外的思想时说：“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他认为如果认识到美恶齐一，无所谓“去取之择”。就可以“游于物之外”了。而他之所以能“无往而不乐”，“盖游于物之外也”，可见他的乐天派的性格和生活态度，确实跟庄子齐生死、齐得丧、等富贵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他极力调和儒学和佛、老思想之间的差别和矛盾。他认为佛、老思想同儒家思想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有其相通之处。在《上清储祥宫碑》一文中，他说：“道家者流，其道以清静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他批评《史记》中所说庄子诋訾孔子之徒是并不真正了解庄子，实际上“庄子盖助孔子者”。在《南华长老题名记》一文中，他甚至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并且肯定南华长老所认为的佛家虽是出世的，但与入世的儒家实际相通不悖的思想——“宰官行世间法，沙门行出世间法，世间即出世间，等无有二”。本来是很不相同的。他却极力调和，可见他在自己的思想中是要努力使儒、释、道三家熔于一炉。对韩愈他是十分尊崇的，却批评他固守孔孟而不能吸收佛、老之学。他说：“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何者?其待孔、孟甚尊，而拒佛、老甚严。”

　　苏轼尽管怀抱着“致君免舜”的理想，但现实却难尽如人意。那么，如何解决理想与现实的种种矛盾?苏轼的回答是：淡化功名意识；守着“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随机应变的人生哲学；抱定“乐天知命”的处世态度。苏轼的人生思考超出凡俗，儒家的入世和有为。引导他热爱生活和人生；道家的无为特别是庄子的齐物论，又使他在逆境中淡泊名利，显得从容自如；佛家的静达圆通，则启迪他走向圆融和通达。

　　其实不仅仅是苏轼，从历代文学家的身上，从他们刚正不阿清廉正直的人格上，我们可以悟出做人的道理，处事的妙章：“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

　　(选自《论苏轼对儒佛道三家思想的吸收与融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