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蜀道难》一出，世人即以为奇。殷璠《河岳英灵集》言：“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调也。”稍后孟

　　《本事诗·高逸第三》载“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宴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一篇，扬眉谓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

　　可见，即便是与李白同时及稍后的唐五代人，也认为《蜀道难》甚奇。既奇，寓意难明即是自然之理。探求《蜀道难》寓意之人代代有之，结论也异彩纷呈，概而言之，有以下四种影响较大的传统说法：一、罪严武;二、讽玄宗幸蜀;三、讽章仇兼琼;四、即事成篇别无寓意。詹锳先生在《李白蜀道难本事说》一文中辩驳颇详，基本推翻了以上四种传统说法，兹不赘述。詹锳先生据李白同时所作《剑阁赋》、《送友人入蜀》，认为这两篇作品与《蜀道难》为内容相近之作，同为借送友人入蜀而抒发“蜀道难如此，功名讵可要”①的感慨。安旗先生在《蜀道难新探》一文中更明确提出《蜀道难》一文写于开元十八年至十九年李白第一次求仕长安将离去时，并认为李白“在前后将近一年时间中，步步艰难，处处碰壁，备受蹭蹬之苦，饱尝失意滋味”，“乃借蜀道之艰险写世途之坎坷，抒胸中之愤懑”;“它是这时期蹭蹬失意生活的总结概括，它是郁积于心的失望、悲哀、愤懑的总爆发，它是作者在经历一番大幻来后谱出的血泪交织的乐章”。

　　本文同意安旗先生述坎坷，抒愤懑之说，但认为，在这些情感的深处，跳动的是李白思归怀蜀之心。兹论述如下。

　　阅读《蜀道难》，触目而来的是大量瑰幻奇谲的蜀地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