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风》就是一部老祖宗性关系指南，遵圣人之意，指导男女结合之时，不必如禽兽般发之以情，实应“成之以礼”;其根本的价值观便是“成之以礼得幸福、成之非礼得不幸”，从而为自己找到真正的归宿。

　　国风：大旨谈性

　　正如曹雪芹自叙：《红楼梦》“大旨谈情”，诗经之《十五国风》其实是“大旨谈性”。这里有一个特别需要说明的小问题，便是诗经时代，性情不分;所有的情诗，都是情欲的表白与呐喊，没打算“发乎情止乎礼”。

　　从《周南·关雎》开始，爱情便意味着性的结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君子喜欢淑女，接下来要做的事便是为将来两人的婚礼做筹备。这意味着，爱悦等于婚姻的建立，这是君子与淑女建立合乎礼法的性关系的蕴藉说法。表现更鲜明的是《召南·草虫》，这种因有情而求欢的势头便喷薄而出。

　　《草虫》是以女子的口吻，谈两人同心而离居的思念之苦;于是一得到相遇的机会，便行男欢女爱之事，痛苦方得稍稍解脱平服。诗曰：“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我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搁今天这样的开放社会，也不免要赞一声“豪放女”，但是，当时，不过是平常叙事耳。爱悦求欢，身心满足，毫无惺惺作态，坦白自然的态度，几乎可以说是令人震惊。这只能说明，在当时，人们并不认为“情欲”是可耻的。爱人便意味着身体的爱悦，并非后人唧唧歪歪胡诌的“我爱你沧桑的老灵魂”。男女之情，就是身体情欲这回事，不是灵魂沧桑那么回事。

　　著名淫诗《野有蔓草》，是以男子的口味，写陌生男女邂逅相遇，彼此爱慕，野合同居的故事。诗曰：“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婉兮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诗人坚定地认为：“我爱你，我便需要得到你的慰藉;我爱你，你便肩负着给予的义务。肉体的结合才使灵魂安妥，你我的结合才是人间的幸福。”而另一方呢?不消说，那自然是“同情地给予”了，并且双双成家去也。

　　《野有死麕》说得更直白。诗曰：“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男子的猎物与聘礼，和女子的如玉肉体相呼应。一方面写出了对性关系的渴望，一方面也写出了对女子的爱慕。你能说他只为了得到她的肉体，才去打猎送礼的吗?你能说他的爱只是肉欲的渴望而非情的深挚吗?古人恐怕理解不了这种冬烘责备。得到和给予幸福的实质内涵，就是对两人间性关系的追求，统统是肉体性的欢乐，绝非后世的精神恋爱。

　　《桑中》是以男子的口吻，讲述姑娘们如何多情对待自己的情人。见而悦之，约会上宫，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推想彼时的两情缱绻。当然，人生自古伤离别。如果有情，身体的物理距离，自无法割断感情的联系。《伯兮》仿女子口吻言曰：“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分离使得感情更加坚贞，连形象都顾不上了，因为一切的花容月貌精心打扮，都是为了讨心上人的欢喜。而心上人远别天边，这女子情愿得相思病，“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爱情不能持久，男子喜新厌旧，女子固然也有薄情寡义之时;彼时的男女，也各有怨言。如《邶风·日月》：“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宁不我报。”感情的疏离，带来的是性关系的断绝。性关系与感情的不可分割，在《江有汜》中，男子薄幸，结果是男主人与小妾性关系的断裂。思妇孤影相吊的悲伤，到了《金瓶梅》时代，便是潘金莲式的偷情。大雅之书《红楼梦》中小红贾芸简单的密约赠帕，被偷听的薛宝钗搞得意味深长，其实没有实质性接触，却搞得很严重的样子，颇令读者失望。

　　本来，社会越发达，人应该越有自主性，但是，不。越到后来，人类越发性情无法统一，古今中外概莫例外。性情不分，也许正是黄金时代的投影，情爱与肉欲统一，爱的渴望夹缠着性的需索，性生活必然连带着感情投注，感情的滋润使得性趣盎然，性的结合填充了感情的苍白。非仅《国风》，通部《诗经》中亦然。我们约略知道了《诗经》时代的性情不分;至于情性分离，灵肉相悖，那是让古人瞠目结舌之外难以理解的现代病，除了思想和言谈的时髦，另有一种让世间男女更加昏迷沉醉的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