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国风》作为各地民歌的总集，生动地反映了从西周末到春秋中叶各诸侯国的风土人情，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地域性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晏子春秋·问上》曾说：“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1]俗谚也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千里不同情”的说法。中国文化是以地域来划分的，虽然从总体上看是统一的，但这种统一性是通过一个个文化区域体现出来的。人类总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按照一定的风俗习惯，创造着各自的生活样式，自然而然的形成了各种风格迥异的地域文化圈。这里的“地域文化”是研究文化空间组合的人文学科——地域文化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也被称为“区域文化”。[2] 它考察的是某一地区文化的起源、传承、演变和表现形式等内容。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通过各种地域文化圈之间的交流、融合、变异而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

　　中国的地域文化源远流长， 早在远古时代就有分布广泛的人类活动。《左传》的“虞人之箴”曾说：“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3] 这里记载的是夏王朝的范围，“九州”、“九道”的说法证明夏朝的统治地域已经小有规模。而商代曾有过五次迁都，据《竹书纪年》记载，商代前期频繁迁都，商王仲丁即位后，“自亳迁于嚣”;河亶甲“自嚣迁于相”;祖乙迁“庇”;南庚“自庇迁于奄”;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4] 如此频繁的迁都恰恰说明当时的地域文化的范围在不断扩展，相互之间的碰撞、融合十分活跃。到了周代，大规模的分封极大地促进了各地区域文化的发展。为了巩固周王朝的统治，西周初期，周天子将宗室功臣分封到各地做诸侯，正如《诗·小雅·北山》所盛赞的那样：“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5]周代的封邦建国，使得各诸侯国拥有高度的自主权，他们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使各国的都城和主要城市成为当地文化的中心，各地的地域文化实现了由自然产生到主动创造的转变。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逐渐形成了思想、物质、制度、习俗等各方面的独特的地域文化，从而奠定了我国地域文化的基本格局。虽然后来又经历了几千年的改朝换代，这种格局却没有消亡，反而随着时代和岁月的积淀而稳定下来，至今仍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我们可以通过当时的诗歌总集——《诗经》来窥见当时的地域文化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