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雎》作为《诗经》的首篇历来是研究《诗经》学者关注最多的，但各个阶段对它的解读都有所不同，即使同一阶段也存在差异。

　　《诗经》在先秦时期被称作《诗》或《诗三百》。汉武帝时期，随着儒术独尊而被尊称为《诗经》。《关雎》因其作为《诗经》的首篇，历来备受关注。从它产生的西周时期到现在，对它真正内涵的解读传承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由于传统“诗学”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社会背景的现实性，使得历代“诗学”对《关雎》的解读有着多种不同的版本。《关雎》在历代的解读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本文以对各个重要历史阶段的代表性解读来进行梳理探析。

　　一 春秋战国时期及其以前《诗经》的“礼乐”功用

　　最早对诗歌下断语的是《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它从“诗”的作用方面着手，显然带有十足的功利性。西周时期，《诗经》是“礼乐”治国的宗法制度的外部体现，主要用于诸侯贵族的祭祀、宴飨、朝聘、庆典等各种重要场合。按照当时礼法规定，具体场合演奏相应的音乐，《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的“季札观乐”就是诸侯朝聘时弦《诗》、歌《诗》的场景。据《仪礼》记载，《清庙》用于周王朝的宫廷宗庙祭祀，《关雎》用于乡饮酒礼、乡射礼和燕礼。

　　西周至春秋战国之际，《诗经》是几经礼化整合传承礼义的载体。孔子不但以《诗经》作为教科书来教授弟子，而且从多方面评价《诗经》。《论语・阳货》篇从《诗经》的功用角度，以“兴”、“观”、“群”、“怨”说明“事君”、“事父”四种方式，《泰伯》篇则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把《诗经》推崇到至上的地位。《礼记・仲尼燕居》所载孔子对其论断与《论语》文异而义同。这些美誉既着眼于个人内在的修身养性，也放眼于事父、事君的宗法制下“齐家”和“治国”，更反映出当时诗、礼、乐之间的关系及其遍及宗法制度下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重要作用。

　　《关雎》作为《诗经》的首篇，是研究评价《诗经》的各家都不能避开的，而且常把《关雎》作为整部《诗经》的纲领来研究。

　　孔子言“《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说《关雎》虽有快乐之音而不过分，虽有悲哀之情而不凄伤。“不淫”、“不伤”都处于温柔敦厚的中正平和的程度。上博简《孔子诗论》中也有对《关雎》中君子从“好色”到“礼”的转变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这正好注解了孔子对《诗经》进行“思无邪”的概括，即《诗经》虽然有许多关于爱情的诗篇和“变风”、“变雅”等下层人民的呼吁，但最终这些都处理好了儒家所倡导的“情”与“礼仪”之间的关系，属于最后都归于中庸平和的情思。

　　据此，《关雎》可理解为：雎鸠和鸣的河边，君子对“窈窕淑女”一见钟情而对其进行热烈追求，但因淑女的拒绝而求之不得，遭到碰壁的君子因为思慕淑女而辗转反侧不能入睡，一是对心仪的淑女充满思念之情，二是反思自己的追求行为，于是再次追求“淑女”时，则以钟鼓琴瑟之乐取悦于她。因为钟鼓琴瑟本身就是礼的象征，用琴瑟钟鼓友、乐于她，正是对淑女以礼相待之意。因而君子从好色到“反纳于礼”的过程，正是礼的发现与运用过程，故而对“《关雎》之改，其思益也”的评价，就是对君子反思回归并依礼而行的赞赏。可见，在西周至春秋战国之际，从诗歌的功用角度出发，以礼乐文化整合下的礼教来解释《诗经》是当时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