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年轻时写过一首诗，名叫《悲哀的十八岁》，大意是说，后悔在十八岁时没有做点什么，比如爱上一个人，不管她是女孩、女孩她妈还是人妻，演绎一场轰轰烈烈或者平平淡淡的爱情故事；再比如犯一个错误，在岁月的河边拼命奔跑，让浪花打湿裤脚，丢了鞋便赤脚行走，跌倒了爬起、让泪水流成河再流进岁月……总之应该让十八岁在人生中留下一道痕迹，不管是伤痕还是轨迹，只要能有回忆，哪怕是记忆的残片，也强于现在什么都回想不出来、似乎根本不曾有过十八岁的人生。

　　诗写得一般，但其想法我至今认可。这就是写诗的人生，是青春的我和我的伙伴们青春的心态。

　　我原在造船厂当工人，偏居巢湖一隅，享受孤独，但年轻人毕竟耐不得寂寞，便走出去寻找同道。听说巢县（今巢湖市）文化馆有一个巢湖诗社，便找了过去，为我开门的是当时巢湖诗坛风头最劲的青年诗人某某。当两双大手握到一起时，双方均坚信这是历史性的会见，必将书写诗歌创作历史新篇章。

　　诗人的狂妄自然是无边无际，我认为那是一种健康的创作心态，并非真的无知。我们犹如一群年轻的野马，漫无目的地奔跑，快乐地奔跑。却有一个人给我们套上了笼头。

　　这个人是蔡善康。说他是巢湖诗社之父或之母均恰当。他起初在文化馆办了诗歌学习班，学员们结业以后仍不愿分开，便在蔡善康的指导下组织成立了巢湖诗社。诗人的狂野与散漫绝不亚于野马，却在蔡善康的调教下尽展其才，虽不至一日千里，却能够无拘无束地挥洒才情、快意人生。

　　我可能是第一个加入诗社的非诗歌学习班出身的“外人”。随着巢湖诗社影响力逐渐增大，加入的有才气和名气的诗人逐渐增多，加之诗歌学习班也没有再办，其成员便更加多元化，我也逐渐成为诗社的“老人”之一了。然而，无论其参加诗社有多晚、学历有多高、年纪和名气有多大，均一律称蔡善康为“蔡老师”，即便他后来成为馆长、局长，依然这样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