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诗歌在路上》范文欣赏

（一）

　　试图对一个社团100多首诗歌做出一个整体性的判断和评述是很困难的，因为每一首诗歌本身不具备重现性。因此一篇所谓综述也只能从某个方向和观点对诗歌作出阐述。寿州樊子兄在《诗歌：语言之马》中以大量雄厚的理论知识和独到见解为平民诗社的诗歌综述开创了局面。而事实上，几个月过去之后，平民汇聚的 诗人越来越多，诗歌也象生长着的青草一样越来越茂盛，因此每月的诗歌综述显得非常必要。

　　对于现代诗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进入了低谷，无人读诗和诗歌看不懂的现象日益突出。继舒婷、北岛、顾城等一批著名诗人离开诗歌写作之后，现代诗歌中已经没有颇具影响力和大家风范的人物。现代诗歌基本上远离了人们的视线和日常生活，为新诗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谢冕先生也曾经十分悲观地说；“新诗正在离我们远去。”造成这种现象不得不说是汉语诗歌的一种悲哀。

　　而值得我们欣慰的是近年来，在汉语诗歌经历了几次重大突围之后，（即抒情诗、朦胧诗、口语化以及现在强调诗歌的叙事性），诗歌呈现出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写作形态，诗人们正在通过自身的努力渐渐推动着现代诗歌的发展。一些诗人自觉地抗起诗歌理论的旗帜，在积极地为现代诗歌寻求出路，如以于坚先生为代表强调诗歌的口语化和个性化和李少君强调诗歌的“草根性”即诗歌的本土化和传统性。平民诗社成立在这样一个对诗歌探索和思考的时代，应该说是一种值得庆幸的事情。

（二）

　　诗歌所描绘的对象主观地存在于诗人写作意识里，而阅读者则会主观地接受一首诗歌，当他的阅读受到阻碍时，他会放弃对于诗歌更深入的理解。在现代诗歌的写作中，大多数诗歌借助“意向”来抵达读者的内心。“意向”就像一爷小舟，诗人通过它跨过河流，到达他所要想达到的境界。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中这样阐述：

　　“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然后使玄解之宰，循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向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

　　这里也就说“意向”是写作之首选。所谓意象，在一定意义上可理解为文化语义的可感受形式，即意义与物象的有机交合体。意向使用得好的诗歌会达到非常高的境界。而在西方诗歌中也主要借助于意向来作为叙事和抒情手段。

　　“一滴雨在奔跑／跟着就是一群暗藏的火跑起来／跟着就是破败的生活加快速度／夕阳忍住伤痛”。摘自《一滴雨在奔跑》--松林湾。这里的雨是选择得非常好的一个意向，它越跑越快，暗藏的火和破败的生活也在跑，事实上是为生活疲于奔命的人在跑，为诗歌不顾一切的人在跑，最终跑到哪里呢？一滴雨是汇入江河还是在空中挥发？这滴雨作为诗的载体，留给读者的想象空间是很充足的。

　　在我非常喜欢的一篇诗歌理论《一个解构主义批评的文本》里有这样一段话：“大地（ground）是史蒂文斯的诗中常见的字眼。跟着它在他的诗中倘佯，就能观察到其用法的变化；从日常指称的我们站立的土地，到作为人物出现的背景的大地，直到这个词更为抽象的用法，指“基础”、“根基”、“心智”，或“意识”、“理智”、“尺度”。意识“是整个的居所／它的力量和尺度”，“事物的力量、心智”。简而言之，一个残丘。大地和意识显然不同，因为一种大地的治疗是我们去除岩石所必需的，尽管在这一点上，大地与岩石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仍然是某种有待置疑的问题。然而，这种疑问的方法，看来将会是一种熟悉的方法，即循着这些词与其他词在逐渐织成一个单一的、宏大的互文性系统时的互相影响。”这段话很具体地阐述了“大地”作为一个意向，能够承载的意义。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但在现代诗歌的写作中，有些诗人大量密集的使用意向，这就像把许多飞鸟关进一个笼子，只能取得适得其反的作用。这样的诗歌技巧上很出色，但是写出来的作品基本上就是“工艺品”，算不上是艺术。所以我们强调诗歌语言的纯粹性，一首诗要尽量消解它的技术含量，以意取胜，直入人心。在平民诗社七月的诗歌作品中，诗人们基本上保持着自己一贯的水平，但是有一部分诗歌是值得称道和慢慢回味的。

　　平民的80后诗人涂灵在诗歌中这样写：“在一本线装书上／部分外露的伤口逐渐缝合／插图的三分之一处／光明重新被吸／陌生人、旧苹果、／同样被吸纳／////它们不幸被组装在一起／构成如今残破的人生”人生就是一本书，有伤口，但是会缝合。但是人生更多的是吸纳光明，在这里：伤口，光明，陌生人，苹果，构成一个独特而完整的诗性世界，简单的句子里包含了很深层的寓意。这首诗歌线条粗砺，语言和结构都比较简单，但诗歌以意击人，值得回味的东西很多。

（三）

　　在网络上写作的绝大部分诗人都是凭着感性在写诗歌，大多数的诗歌只是一种自我言说。70后和80后的诗人们对于诗歌所传承的文化使命和时代使命并没有作过深刻的思考。出身于这个时代的诗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诗人的自我，然而诗歌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受到了削减，在第三代诗人看来，这种对诗的现实政治感、历史感和文化感的强化，都是妄图使诗变为抽象理性的载体，这种非诗的因素，正是使诗长期徘徊在诗之外的主要障碍。所以现代诗歌中出现了大量“非文化”的因素。

　　“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韩东《有关大雁塔》。这首诗歌是一种典型的“非”文化诗歌，在诗歌中只作呈现，不作解构：事物只能是事物自身，而不是别的什么。它不负载任何其它的意义，任何文化的价值评判对它都不起丝毫的作用。准确地说这种诗歌是以破坏阅读者对诗歌的朦胧美感来取胜的，它与“意向诗歌”最大的差别在于停止阅读上的释义活动。让读诗歌的人不造成阅读上的压力或者歧义。

　　"最好我是一只西瓜/一刀下去 /流的不再是血 /屠夫变成了瓜农 //最好我是一只西瓜 /夏天是我的新娘子/自从嫁给了我 /她越来越绿 越来越绿 ///最好我是一只西瓜/有人抱着我说她怀孕了/咚咚咚 咚咚咚 /听声音是个女孩 /大概会在后天夜里成熟 "__ yu_mi《最好我是一只西瓜》。这首诗歌出现在平民诗社引起了一些诗人的关注，这样的诗歌极具灵感，一般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没有诗歌中“写”的痕迹。这首诗歌的成功在于：诗歌的“破坏性”在此诗中发挥得非常好。切西瓜的人--联想到屠夫。西瓜的绿--联想到，诗歌中运用了反向思维，有一种出奇的效果。诗始终处于张力之中，不断走向事物的反面。因为诗歌中强势地破坏和转换，断开了大多数人的阅读习惯，造成了阅读上的快-感。

　　“种一匹马在心里，让我奔跑如飞/种一片海在心里，让我春暖花开”--丁巴达克《幸福》。“我不会饿死，也不会客死他乡/我的眼神忧郁，但不是随时就活不下去的／诗人。我坚强、勇敢，富有诗情／但我不是你的鸭子” --江南一只猪《夏天，送你十只鸭子》。这两段诗歌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也以诗歌意义的直接呈现取胜，不作拐弯抹角的歧义阐述。在诗人海子的“神性写作”和“以诗为马”最后因对诗歌的极度热爱而死的惊世之举之后，现实主义的诗人更为注重内心的幸福和追求平凡的生活态度，追求内心世界的平凡体验。这也许才是诗人更为广袤的生存基础。来源于生活而经过提炼的诗歌是最真实的和受人欢迎的。这样的诗歌是属于平民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