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建安诗歌的时代特征
“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特征,建安文人开阔博大的胸襟、追求理想的远大抱负、积极通脱的人生态度,直抒胸臆、质朴刚健的抒情风格,形成了建安诗歌所特有的梗概多气、慷慨悲凉的风貌。
建安诗歌的这种杰出成就和特色,形成后来被称为“建安风骨”的传统,“风骨”,原指人的品格、性格,也是古代文艺理论的一个术语。自建安文学后,亦称能反映社会现实,慷慨悲凉、刚健遒劲的作品有“风骨”。
汉末建安时期?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
风骨一词最早大量应用于魏、晋、南朝的人物评论,后引用到书画理论和文学评论之中。至于文学评论,当以南唐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最为精到:“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意思是端直的言辞结合骏爽的意气,形成格调劲健和艺术感染力强的“风骨”。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和内在的感染力,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
汉献帝最后的年号为“建安”(公元196年~220年),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时间。这一时代的作家,逐步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更为慷慨激昂,他们创作了一大批文学巨著,形成了文学作品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即人们常说的“建安风骨”。
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尤以诗歌最为突出,建安诗歌是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领军人物,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曹丕与文士相处极欢洽。王粲死时,他率众文士送葬,说:“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声送他。”于是墓前响起一片驴叫声。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艳,辞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他的《洛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炼的语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绘出洛神绝世之美及纯洁无瑕的形象。“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战乱动荡的真实写照。
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对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唐刘勰和钟嵘反复推崇建安时期的文风;唐陈子昂盛赞“汉魏风骨”,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诗句;当代鲁迅先生赞誉:建安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独立的地位。曹丕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论文,是建安时代文学自觉的标志。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纯粹的七言诗。
“风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自南朝至唐,它一直是文学品评的主要标准,建安时代以五言诗为主的文学以风骨遒劲而著称,被后来人尊为典范,这既是文学史上经常提到的“建安风骨”。
风骨一词最早大量运用于魏、晋、南朝时的人物评论,大体上“风”偏重指精神气质,“骨”偏重于指骨格形态,二者密不可分,合而为一为风骨。后来也沿用到了书画理论中。
至于文学评论中的`风骨论,当以《文心雕龙》中讲述的较为详尽。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是一种内在的、能感染人的精神力量,有了风,文章才能鲜明而生动,当然,“风”始终比较虚化,它与作品的内容和情感有关,但并非指内容和情感自身。
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也就是说文章应该表现的刚健有力,“骨”是一个比较实的概念,直接体现在语言的运用上;语言准确、简练、明晰,文章就能表现得有力。风骨这一概念很强调完整性,它们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去理解,但是不能分成两个概念来看。
建安风骨所指的文学风貌主要是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建安时代的作家,摆脱了儒学的束缚,注意作品的抒情性,再加之处在战乱的年代,思想感情更常常是表现的慷慨激昂。还有就是建安诗文所具有的明朗刚健的风格。
建安诗歌是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也讲究用辞和文采,但仍保持了乐府民歌的本色,不象后来某些文人诗那般过分追求辞藻。此外,刘勰也强调:辞藻修饰与风骨良好的结合,才是文章中的精品。
如像曹植的诗,既有一定的华美,又不至于伤害风骨,因此人们在提倡建安风骨时,不仅肯定了它的风骨,也肯定了它风骨和藻饰结合的一面。所以,从南朝到唐,提倡建安风骨的人尽管各自的着眼点不同,但基本上都是针对当时文坛上的一些不足,象辞藻过于华丽,用字过于艰深,风格软靡无力,内容或空洞或繁杂,感情昧暗等,而要求作品有生气,内容充实,感情充沛,风格明朗刚健等,这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汉献帝最后的一个年号叫作“建安”,当时实际掌握政权的是曹操,建安年代及在这稍前和稍后一段时期内的文学,一般统称为“建安文学”。
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个辉煌的时代,当然也是诗歌史辉煌的时代,从这个时候起,当时的人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独立的地位。鲁迅先生说:这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诗歌、辞赋以及散文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的诗歌,兴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高潮,从此奠定了文人诗的主导地位,给后世留下极深远的影响。
建安文学的主要作家群——就是三曹:曹操、曹丕、曹植,还有“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应玚、阮瑀、刘桢七人。三曹是其时文坛的领袖人物,成就最高。
建安诗歌一方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加以发展、改造。
就继承方面来说,从汉乐府民歌中兴起的五言诗形式,被建安诗人普遍使用,加以发展,并成为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最基本的形式。乐府民歌的语言风格,对文人诗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且,采用乐府诗题,沿袭乐府民歌中常见题材的作品,在这一时期的文人诗中占了很大的比例。
建安时期的独特的时代氛围造就了一批有理想,有追求,有情怀的建安作家。他们的作品体现着一种直面现实人生,执着于理想追求与创作态度和豪迈奔放的创作激情,生动的抒写着他们的“烈士悲心”慷慨悲壮,苍凉沉雄,刚健遒劲,表现出“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的时代特色,被后人誉为“建安风骨”。成为后世反对绮糜文风的旗帜,影响深远。
孔融(153-208)
孔融其实家学渊源,他是孔子的二十世孙,鲁国曲阜人,后来为曹操所用。他年少时曾让大梨给兄弟,自己取小梨,因此名垂千古,这也就是『孔融让梨』的故事了。早年加入讨伐董卓行列,后来为曹操办事,但因劝阻曹操攻打刘备而被处死.孔融为建安子子之首,文才甚丰。现存作品只有散文和诗。散文如《荐弥衡表》、《与曹公论盛孝章书》辞藻华丽,骈俪气息较多;《与曹操论禁酒书》则有诙谐意味。其《杂诗》第二首,以白描手法写丧子之痛,哀婉动人。
陈琳(? -- 217)
字孔璋,广陵(今江苏江都)人,为建安七子之一,擅长章奏书记。《饮马长城窟》为他的诗歌代表作,假借秦代筑长城故事,揭露当时繁重的徭役给民间带来的苦难,尤为深刻。
王粲(177-217)
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为建安七子之一,并在七子中成就最高。他的《七哀诗》和《登楼赋》最能代表建安文学的精神。《七哀诗》之一(《西京乱无象》)写他由长安避乱荆州时途中所见饥妇弃子场面,深刻揭示汉末军阀混战造成的惨象及人民深重灾难,使人怵目惊心。《登楼赋》是荆州时登麦城城头所作,主要抒发思乡之情和怀才不遇的愁恨,富于感人力量,是抒情小赋的名篇。
徐干(171-217)
字伟长,北海(今山东潍坊市)人,建安七子之一。主要著作是《中论》,曹丕称赞此书『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与吴质书》)其情诗《室思》也写的一往情深。
阮瑀 (?-212)
字符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建安七子之一。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名作有《为曹公作书与孙权》。诗有《驾出北郭门行》,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苦难遭遇,比较生动形象。
应玚 (?-217)
字德琏,汝南(今河南汝南县东南)人,建安七子之一。擅长作赋,有文赋数十篇,代表性诗作《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音调悲切。
刘桢 (?-217)
字公干,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人,建安七子之一。今存诗十五首,《赠从弟》三首为代表作,言简意明,平易通俗,长于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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