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诗歌教学的误区及调控策略的研究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诗歌是教学难度较大的一种文体。一些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有时经过教师的分析讲解反而失去了它原有的光彩和神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尴尬的局面呢？为此，本文拟就中学诗歌教学的观念、方法，特别是诗歌教学的思维特征作一粗浅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诗歌作为一种高度集中、概括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它除了在形式上具有其特定的声韵、节奏、格律等要求外，好的诗歌还必然表现出其艺术思维和艺术语言高度的创造性的特征。首先，诗人“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对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原型作精心的疏理、分类和选择，然后以高度的概括力，“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构成精彩的诗歌形象。对于诗人来说，这是一个将生活丰富的内涵与作品浓缩的外延相统一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创造性的艺术思维的过程。其次，诗歌作为一种内容精邃而篇幅简短的文学形式，对语言的简洁、准确和传神方面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文学史上为作品学斟句酌以至废寝忘食的诗人也是大有人在的，“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便是典型一例。另外，一首佳作无论在思想或艺术上都是高品位的，它在思维和语言上的创造性，往往体现出简单中蕴含复杂，拙朴中暗藏机巧，浅显中隐匿深邃，产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多不同”的艺术效果。

　　简言之，高明的诗人不仅用创造性的艺术思维和创造性的艺术语言去概括生活和表现生活，而且也深深懂得这是把握读者欣赏心理，调动读者的创造性思维去再创诗境的必然要求。同理，这就要求我们教师也遵循这种要求来进行诗歌教学。

　　就目前的中学诗歌教学情况而言，部分教师的教学观念与教学方法的保守与陈旧直接影响了诗歌教学效益的提高。

　　首先简要谈一下观念问题。在诗歌教学中相当部分的教师认为，只要“扫清字词障碍”，会翻译诗句大意即算完成教学任务，因而将其教学目标归位于识记（充其量带点表层理解）的能级上。无疑，这是对中学诗歌教学功能认识的片面化，它只是着眼于某种狭窄的语言因素和知识因素，而忽视了思维因素与情感因素，影响了诗歌教学整体效应的发挥，其结果必然是乏味的、低效的。

　　其次，要改变教学方法上的陈旧性，努力体现综合化与灵活性。教学观念上的片面保守，必然会导致教学方法上的失误。这种失误主要表现为教学过程的程式化和教学形式的单一化。就过程的程式化而言，主要是无视诗歌写景状物、抒情明理时那种既文意贯一、血肉交融，又开合跌宕、灵动多变的表现特点，而一概实施“一解题、二释词、三译句、四总结（往往是一些术语套语的复述）之类的“工艺化”的切割肢解的拼搭组装。另一方面，与这种程式相呼应的教学手段与形式，是教学满足于教师一张嘴一支笔单调乏味的讲述与板书，因为据此实现上述“一二三四”的程式已经绰绰有余。显然，这种机械的程序与单调的手段形式降纸了诗歌教学的趣味性，抑制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这就提醒人们要转变诗歌教学观念，要从具体作品的具体特点出发，努力体现教学程序与形式手段的灵活性与多样性。就程序而言，可因诗而宜：或以诗眼入手，提携全篇；或先着眼于诗意的整合，再辅之词句的剖析；或循景物人事以求题旨理趣，或提示背景主题以推敲物象形体；长诗当然先讲析后记诵，短诗不妨先熟读后品味……

　　在教学形式和手段上，要防止教师单纯的讲解和繁琐的`板书，而应根据诗歌与学生的具体情况而有所区别：或教师主讲学生补充丰富，或学生评析为主，教师概括深化，或口头欣赏，或书面评论，或变体改写，或模拟仿作……另外，还要充分发挥现代电化教学设备的优势，如借助录音、幻灯、录像、电影等声光电色谋多种媒体，以增强诗歌教学的直观性与丰富性。

　　在观念更新、方法优化的前提下，教学者思维上的创造性对提高诗歌教学的效益就是至关重要的了。

　　从思维的方向看，诗人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向心式的凝聚思维，而我们的诗歌教学却主要是辐射式的发散思维，它要求我们把那些内涵高度浓缩、外延高度集约的名篇佳作的典型形象与深邃的意境得以生动、传神的再现。这个再现的过程无疑是一个高度创造性的过程。从创造心理学的角度看，它至少对教学者的思维提出了敏锐性、联结性、扩散性、灵活性和统摄性这五大要求。

　　探幽发微，思维的敏锐性。历代的诗文大家，都十分讲究行文的含蓄和折，他们有时写而不“满”，弦外有音；有时句式变形，运笔迂曲，使诗歌中形成了若干的“空”与“曲”，并以此来激发读者广泛丰富的联想和想象，产生了有限中寓无限，严谨中现活泼的艺术效果，体现了“空山闻鸟语”、“曲径通幽处”的艺术魅力。由于中学生对诗歌的了解无论在数量与质量上都十分有限，他们很难发现和理解诗歌中的这种“空”与“曲”，对此，往往会感到迷惑甚至产生误解。这就需要教师的思维具有敏锐的艺术触觉，去探幽发微，努力捕捉这些“空”和“曲”，并形神兼备地将其内容及功能表述出来。我们且以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诗为例，作一简要分析。

　　第一句，从逻辑角度和语法常规看，语序应为“三秦辅城阙”，诗人之所以在语序上这么一“曲”，固然是诗歌的格律要求使然，但另一方面将“城阙”置于句首，显然又达到了强化凸现这一物象、激发读者去心驰神游的目的，其表现功能上的匠心实在是不容忽视的。试想：那拨地而起的巨垣高墙、皇城气象，那三秦拱卫、据守要津的恢宏

　　气势不是跃然纸上了吗？它的历史文化，它的热闹繁华，它荟萃着无数的文人雅士，真是一个令人向往，令人留恋的地方啊！知心的朋友编编就在这特定的处所与背景中将与诗人分手远行了，此时此刻当有多少的感慨啊！若不是这么一“曲”，五字虽然相同，但那只是呆板地写出了长安的地理环境，而长安本身倒被“三秦”给淹没了，更遑论其包容的人文景观及诗人的情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