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耳朵1

　　耳朵

　　不知是你们的命运如此

　　还是上帝的有意安排

　　原本是亲兄弟的你们

　　却被大山无情隔开

　　寂寞时想聊天

　　无奈有口难言

　　思念时想见面

　　要比登天还难

　　唯有一句灵犀的话

　　却是 左耳进右耳出

　　孤单的你们呀 真是可怜

诗歌:耳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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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雪波：你写诗的时间比较久了，在诸种文学体裁中，为什么独独偏爱诗歌？在诗歌写作上谁是你的诗歌“领路人”？喜欢的诗人或作家有哪些，他们对你产生过哪些影响？

　　阿翔：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独独偏爱诗歌，可能冥冥之中诗神缪斯在我内心召唤吧，这话有点玄。实际上写诗写了25年，始终不知诗为何物，亦不敢说掌握了诗艺的秘密。对我来说，25年，有如河流向远方一去不返，人则站立原地不动，但处于辗转、漂泊、衰老的消磨中。水流的去向恰恰是时间上的过去，人所能看到的就是过去，所看重的是过去的积累。而诗歌，绝不是时间最终的目的，只是内心缓慢的倾诉。这就是我偏爱诗歌的原因。

　　我记得诗人西川曾说过：“任何人的写作都应该获得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只靠自己或只靠自己的才华是不够的。因为一般人年轻的时候，写作基本上是靠天生的才华，但是到了30多岁以后，这时候才华已经不够了。他必须使自己的才华同更广阔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和更广阔的文学传统结合在一起。”这话，我深以为然。

　　你问我喜欢哪些诗人或作家，这个问题我不好回答。因为我喜欢的诗人和作家多了去了。若说没有影响，这是不客观的。就阅读而言，我情愿将更多的时间放在一些经典诗人及文本的阅读上。主要是一些国外诗人的作品，相对来说，他们更丰厚、宽广，具有诗歌的内在力量。我不迷信某一个诗人，而是喜欢具体的某一首诗作或者某一部作品。

　　关于诗歌的标准，是任何人都不能给出一个一统天下的结论的。这就是阐释学存在的意义，也是诗歌不灭的内在的秘诀。

　　梁雪波：虽然诗人的优异与否并非以作品数量来考量，但我还是想知道，到目前为止，你共创作了多少诗歌作品？结集出版的情况如何？

　　阿翔：我真的不知道这25年来写了多少首诗。因为在写作生涯中我是一个不断地自我否定的诗人，那意思是悔其少作。比如我在20xx年写的作品，在今天来看，我羞愧得真不想示人。只出过几本内部诗集，仅限于交流之用。此外就是臧棣主编的“70后印象诗系”丛书之一《少年诗》，由阳光出版社出版。说实话，整理诗集无疑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这意味着你必须正视自己的写作，你会发觉时间其实淘汰了不少作品，也许，再过十年，这部诗集的作品肯定会再被淘汰不少，到手里只有薄薄的一册了。

　　梁雪波：诗歌对你来讲意味着什么？仅仅是表达自我的手段，还是有更大的文学野心？你认为诗人和通常意义上的文人有什么区别？

　　阿翔：有一天我偶然看到英国诗人柯尔律治在《文学传记》中说：“真正的想象是无意识的分解化合，物与神游，最终重新创造的过程，诗人的运思行为近乎一种神秘经验的追索，是从无意识的深处获取灵感。”这话正合我意，实际上把这话放在今天的语境下，可以体会到全新的感受丰盛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快感。

　　我年少时便萌生了这么一个愿望，企图使一些旧纸或者废纸闪闪发光，让它们变得有味、耐看，让人们捧着它，久久地怀想，一遍又一遍地深入。在这一意义上，诗歌是经验性的。诗歌为内在经验所引导，诗歌所达到的完美境界源于丰富的经验。诗歌的经验总是与诗人的经历相关的。这种经验包括观看，认识，事后的追忆和回想，梦，沉思，接触自然，旅行，责任，阅读……得让所经历的一切成为内在的经验，以便使经验性的材料凝聚起来，浑然一体。

　　所以我没有什么更大的野心。在一个商业日益成为主流的社会，诗人是不值得炫耀的身份，而且经常被娱乐化了。很多诗人，更愿意把自己的诗人身份隐蔽起来，从不显露，只是默默地写。以我所在的深圳这个城市为例，诗人大部分是以另外的职业作为身份出现，比如教师、打工者、经理、白领、流浪汉等，把他们放在城市的芸芸众生中，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诗人，小说家可以作为职业靠稿费、版税来生存，而诗人却不是。由此可见，诗歌在大众生活当中作用的下降是必然的结果。

　　梁雪波：据我所知，你出生于安徽当涂，从小的经历有些特别，能聊聊你的童年生活吗？和你一样身在外省生活工作的安徽诗人有不少，在地理归属上，安徽诗人和深圳诗人，你更倾向哪一个？

　　阿翔：我是出生于安徽江南水乡。附近的青山脚下就是李白终老之地，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偏僻的乡村。我的童年处于一种漂泊状态，因为父母工作关系的原因，我总是处于一种辗转的状态。有时被大婶带着，有时被奶奶带着，有时在父母身边。即使如此，在乡村我获得了和正常孩子一样快乐的童年。无论是在父母身边还是被寄养在亲戚家里，大家都将我当正常孩子看待。没有人因为我耳朵不好而给予过多的照顾，也没有人刻意强调我怎么失聪的事实，让我恣肆地按照孩童的天性成长。可以下地玩泥巴，可以上树掏鸟窝，可以捉蛐蛐，可以漫山遍野地疯。

　　在某种意义上，我其实是异乡人。在深圳这四年，我体会到的是，在文化身份上我已经忘记了我是安徽人。深圳是一座朝气蓬勃的城市，我喜欢它的朝气，体现在它的文化价值上。我在合肥居住一年多，在浙江海盐三个月，在北京待两年，在湖北武当山脚下隐居半年，在广东茂名待四个月，最终在深圳才安定下来。如果要说这座城市的性格的话，那么“火热”就是它的性格，它没有冬天的寒冷，也没有世态炎凉之感。因而我开朗的性格很快与之融合。所以深圳的快节奏生活并没有影响我，甚至不会给我的写作带来浮躁感。在这么一个“深圳速度”的城市，总有少数几个人安静而慢悠悠地写作，这是最悖论的现象。

　　梁雪波：你有很长时间处于四处漂泊的状态，还曾在大西北游历过，对诗人而言，漂泊含有肉身与精神的双重指涉，那段经历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现在还经常出游吗？

　　现在生活在深圳，偶尔有几次出游，所谓“生活在别处”就不难理解了。有时我觉得，命运就像驶出了站台的火车，过程不可预知，也不知所终，你很难把握。

　　梁雪波：是什么机缘让你在深圳安顿下来的？在快节奏的商业城市，你如何安放一颗诗心？

　　梁雪波：你目前靠什么生活呢？全部依靠文字创作吗？还是做一些别的工作支撑诗歌写作？

　　阿翔：你知道，单纯靠写诗是不可能生存的。我有别的工作，那就是编辑职业。工作有时在家进行，有时去朋友的公司。比如在一天里，为两三份杂志编辑稿子，并负责一个栏目的策划访谈工作。为文化公司负责策划草案，然后完善它。如果生存不搞好，那还写什么诗？正常的生活，包括健康的心智、朋友间的交往等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至关重要。很难想象，一个对自己的基本生存都不能保障，生活上浑浑噩噩，一团乱麻的人，怎么能有正常的心态进行写作？不仅仅是诗意的“构图”，其实每个男人都有一个相似的梦想：跨马天下，浪迹天涯。但我们毕竟有亲人、朋友、爱人，以诗歌为“借口”，将所谓的“诗歌方式”强加给别人是不道德的。当然，苦难（甚至是灾难）往往喜欢眷顾那些敏感、脆弱而又善良的诗人，许多大师正是在这种命运多舛的状况中留下了杰出的诗篇，但“苦难”不是可以刻意追求与索取的，它们是上帝的“恩赐”。

　　梁雪波：业余时间都有哪些兴趣爱好？阅读的口味是什么？

　　阿翔：我喜欢去书店看看有没有好书，我喜欢书店那种安静的环境。我阅读的口味比较杂，比如茶经、平面设计、哲学、摄影、电影、艺术之类等书籍。小说反倒很少看，只读过《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百年孤独》我还没有读完。其实看什么书，完全是随意抽出一本就看一本。我更喜欢阅读《人-岁月一生活》，上下两大卷被我反复翻阅几遍了，每一次阅读的时候总有新鲜感。一句话，让好书占有你的时间！

　　梁雪波：收藏民刊是你的一大爱好，据我所知，你的收藏品已有一定规模，也有不少属于珍稀刊本。这个爱好跟你自己从事民刊编辑的经历有关吗？

　　阿翔：民刊是中国当代诗歌的一道若隐若现的风景，甚至可以说是半壁江山。它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回头看看，几乎所有重要的诗人都是从民刊中走出来的，它的意义不言而喻。民刊策略构成了新时期当代诗的'基本生存与传播方式。近20年来，我收藏了不少，包括油印本、铅印本、复印本、胶印本，甚至豪华本等。究竟收藏了多少种民刊我没有细心数过，大概在六七百种吧。收藏重点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民刊，比如我近几年收藏到四川20世纪80年代的《他们》、《非非》、《中国当代实验诗歌》、《汉诗：二十世纪编年史》，是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复兴。此外，还有20世纪90年代北京的《现代汉诗》、《偏移》、《小杂志》、《翼》，上海的《喂》、《异乡人》、《倾向》、《南方诗志》，广东的《面影》、《诗歌与人》，黑龙江的《过渡》，河南的《阵地》，湖南的《锋刃》等等，这些民刊阵容强大，覆盖面广，都是有价值的东西。这也为我从事编辑工作打下了基础。当然，深圳早期的民刊《诗艺》、《外遇》也被我收藏到手。目前深圳几个诗人分别还在编《白诗歌》、《大象诗志》、《中国诗坛》、《诗篇》等民刊，成为当代诗歌的重要力量，引起文学界的广泛赞誉。

　　梁雪波：能简单描述一下你一天的生活吗？对目前的生活状态是否满意？

　　阿翔：每天工作、喝酒、读书、写作，看电影。其他的，请允许我保留一点隐私。我居住在上沙，那是城中村，有市井的味道，就是空气不太好，也许用不了几个月就要搬一次家。

　　梁雪波：一些专家、学者给你写的诗评，都把你的诗和听力障碍的状况联系在一起，你觉得听力障碍和你的写作有关系吗？是否介意别人将你的诗歌写作与听力障碍的事实捆绑进行解读？

　　阿翔：这个问题让我纠结。我不觉得自己的听力障碍与我的写作有关联。这并非我刻意回避，只是两耳有不同程度的弱听而已，而且在我的写作中并不强调这一点。还有一点，不了解我本人的专家、学者给我写评，没有突出我的听力障碍的状况；而了解我的几个朋友，写评论时却强调这个状况，这让我很不爽。老实说我并不需要靠这个来博得廉价的同情。在我看来，写作中我完全可以无视听力障碍的存在。事实上我对声音也是敏感的，在心里捕捉声音的翅膀（虽然以我的听力是听不到蚊子的嗡嗡声响）。反过来再看声音的环境，我有时候在寂静的夜里听到了莫名的声音。可以说诗歌写作才是声音的完整表达，也许我想抓住声音的一样东西：语言的重金属。

　　梁雪波：都说上帝在给人关上一扇窗时，会给他推开另一扇窗。你认可这种说法吗？你觉得，自己是否具有诗歌写作方面的禀赋？

　　梁雪波：你是否认同这样的说法：诗歌是灵魂的出口？未来会一直坚持写下去吗？

　　阿翔：我不认为诗歌是我灵魂的出口，在我看来，诗歌是一个人的心灵史。未来我还会写下去的，但不需用“坚持”，我的意思是，写作是自然而然的事，无须用“坚持”来印证。我在安徽老家和深圳拥有近万本藏书，也许我会开一个类似茶馆的书吧，营造生活环境，这大概算是我小小的一份理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