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伊州歌》赏析

　　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余。

　　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

　　“伊州”为曲调名。王维的这首绝句是当时梨园传唱的名歌，语言平易可亲，意思显豁好懂，写来似不经意。这是艺术上臻于化工、得鱼忘筌的表现。

　　“清风明月”两句，展现出一位女子在秋夜里苦苦思念远征丈夫的情景。它的字句使人想起古诗人笔下“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的意境。这里虽不是春朝，却是同样美好的一个秋晚，一个“清风明月”的良宵。虽是良宵美景，然而“十分好月，不照人圆”，给独处人儿更添凄苦。这种借风月以写离思的手法，古典诗词中并不少见，王昌龄诗云：“送君归去愁不尽，可惜又度凉风天。”到柳永词则更有拓展：“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意味虽然彼此相近，但“可惜”的意思、“良辰好景虚设”等等意思，在王维诗中表现更为蕴藉不露。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何况一别就是十来年，“相思”怎得不“苦”？但诗中女子的苦衷远不止此。

　　后两句运用逆挽（即叙事体裁中的“倒叙”）手法，引导读者随女主人公的回忆，重睹发生在十年前一幕动人的生活戏剧。也许是在一个长亭前，那送行女子对即将入伍的丈夫说不出更多的话，千言万语化成一句叮咛：“当大雁南归时，书信可要多多地寄啊。”嘱是“殷勤嘱”，要求是“数（多多）附书”，足见她怎样地盼望期待了。这一逆挽使读者的想象在更广远的时空驰骋，对“苦相思”三字的体味更加深细了。

　　这两句不单纯是个送别场面，字里行间回荡着更丰饶的弦外之音。特别把“归雁来时数附书”的旧话重提，大有文章。那征夫去后是否频有家书寄内，以慰寂寥呢？恐怕未必。邮递条件远不那么便利；最初几年音信自然多一些，往后就难说了。久不写信，即使提笔，反有不知从何说起之感，干脆不写的情况也是有的。至于意外的情况就更难说了。总之，那女子旧事重提，不为无因。“苦相思”三字，尽有不同寻俗的具体内容，耐人玩索。

　　进一步，还可比较类似诗句，岑参《玉关寄长安主簿》：“东去长安万里余，故人何惜一行书”，张旭《春草》：“情知海上三年别，不寄云间一纸书”。岑、张句一样道出亲友音书断绝的怨苦心情，但都说得直截了当。而王维句却有一个回旋，只提叮咛附书之事，音书阻绝的意思表达得相当曲折，怨意自隐然不露，尤有含蓄之妙。

　　此诗艺术构思的巧妙，主要表现在“逆挽”的妙用。然而，读者只觉其平易亲切，毫不着意，娓娓动人。这正是诗艺炉火纯青的表现。

岑参《虢州后亭送李判官使赴晋绛得秋字》赏析

　　西原驿路挂城头，客散江亭雨未收。

　　君去试看汾水上，白云犹似汉时秋？

　　要读懂这首七绝，至少要扫除两重障碍。其一，是诗的写作年代及其时代背景；其二，是判断最后一句话的语气。

　　看题目，自然是送行之作。当时的虢州城，大抵依山建筑。西原是城外一个地方。北出黄河的驿路是由城外绕山而去的。所以诗的开头，才有“西原驿路挂城头”的话。此句骤看是写景，城堞现出了一角，远处有重重叠叠的山，驿路在山上穿行，看来就象挂在城头似的；其实又是在叙事，点出送行题目。再把这第一句和次句连起来读，还可以看到一个雨中送客的场景。除了城堞耸峙，远山一抹，驿路蜿蜓之外，江边还有送客亭；雨景中又仿佛可以看见行人上路，主人殷殷相送。纯然以写景来叙事达情，却又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这是作者在摄取、提炼、表现三方面都下了力量的最好说明。

　　然而，这首诗不能看作是一般的送客应酬之作，诗人在诗中倾注的思想感情，要比单纯的送别友人深广得多。岑参是于乾元二年（759）至上元二年（761）出任虢州长史的，那时安史之乱还没有结束。由于战乱，国土破碎，人民罹难，诗人亲眼见到过的开元盛世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就在这样的背景上面，我们看到诗人感慨遥深地写下了这两句话：“君去试看汾水上，白云犹似汉时秋？”话里隐藏着一段典故：有一年，汉武帝刘彻到河东（今山西地区）去，祭了后土之神，又坐船在汾水上游览、饮宴，高兴起来，做了一首《秋风辞》。有“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的话。汉武帝在位五十多年，是汉朝的鼎盛时期，而唐朝从贞观到开元一百多年间，国力之盛，比起汉武帝时有过之而无不及。安史之乱一来，却突然落得如此可悲的局面，诗人自然是不能不有所感触的。恰好李判官要到晋绛去，诗人于是含蓄地向朋友提出这样的探问：“李判官呵！你到汾水上的时候，看看那里的云光山色，可还象汉武帝那个时代那样雄伟壮丽么？”很明显，隐藏在这两句话后面的，是诗人对于唐帝国衰落的深沉的叹息。汉武帝的豪情胜概已经不可再见了，唐帝国的声威功业难道也是这样结束了吗？一种对国家命运深切关怀的激情，在诗人胸中荡漾。有了这两句，就给这首送行诗平添许多光彩，我们喜爱它，就不仅仅因为它在艺术上的成就了。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赏析

　　悲剧意识的觉醒与精神家园的积淀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陈子昂是初唐提倡风雅，进行文风改革的重要诗人，而他最为人们熟悉的是《登幽州台歌》。当时，陈子昂随武攸宜征契丹，由于武攸宜不谙军事，他曾屡次进谏，不被采纳，致使屡屡失利，他心情颇为抑郁，想起当年燕昭王高筑黄金台招贤纳士的往事，感慨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参照《蓟丘览古》七首可知），于是吊古伤怀，而有此诗：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一般的读者很少会知道到此诗写作的“时代背景”，但还是一读之下，便被感动，这说明其中肯定有超越时代的东西，而不受时空的拘囿正是真正的艺术品的根本特征。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当我们弄清了某某作品的“时代背景”时，对它的感受反而减淡了许多，因为我们通行的“时代背景”解读法限制了人的超时空的审美想像。

　　从超越时空的意义上看，《登幽州台歌》已经超出了原有的怀古意义，而是表达了深沉的悲剧意识，从中透显出了人的“觉醒”：当你独立于天地之间、直视生存真相的时候，就会突然发现，你正处于空虚与惶恐之中，你会询问自己的价值与意义何在！“古人”和“来者”似乎皆不足为凭，过去和未来也似乎难以为据。那么，人难道就在这种困境中绝望了吗？不，个人也许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悠悠”的天道却是永恒的。只要你将有限的生命融入到无限的天道中，你就会在“悠悠”的天道中获得永恒。这是中国主流文化———包括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的共同特征，儒家文化强调个人要在向社会集体、道德本体、永恒天道的融入中获得意义，道家文化强调个人要在向自然本体的融入中获得意义。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正与传统文化的底蕴相吻合，与民族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相吻合。《登幽州台歌》同时还表现了中国人的“觉醒”方式。中国人的“觉醒”是从对自己价值依据的追询开始的，只有走过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心灵历程，人的“觉醒”意识才开始萌生。接下来的“涕下”不是哀伤和悲痛，而是觉悟了“天地之悠悠”———价值依据———之后的感动，同时也是对人生悲剧真相的审美认同。这种感受，相对于六朝人来讲，昭示着初唐时期的一种新的人格的降临；相对于中国人来讲，任何时候都应该会引起内心的感动。每一次吟诵，都会使人产生一次思考价值、追询价值、确立价值的冲动和渴望，中国人的价值感便是在这种无数次的冲动和渴望中积淀而成的。

　　《登幽州台歌》同时也表现了中国悲剧意识的基本特征。总的看来，与西方悲剧意识相比，中国的悲剧意识并不仅仅注重暴露人的困境，更不仅仅为人描绘出一幅绝望的前景，而是在暴露困境中又弥合困境，在彰显出绝望时又指引了出路。中国悲剧意识的这一基本特征既与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相一致，也与执着与超越统一，此岸与彼岸统一，形上与形下统一的体用不二的传统哲学相吻合。《登幽州台歌》先是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呐喊暴露了人的价值困境，然后指出了融入“悠悠”“天道”的出路，而融入“天道”的方式就是在现实的生活情节中感受“天道”，或者说是在“天道”的观照下来感受现实生活的情节。这样，人生困境的暴露与弥合就在一首短诗中和谐地统一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