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训蒙三字经》、赵南星的《三字经注》、王相作注的《三字经训诂》三个版本内容进行比较，勾勒出《三字经》在几百年间流传过程的主要增修状况。

　　《三字经》自问世以来，结构大体未变，但经历代文字修改、内容增添，原貌已略异。为最大限度还原古版本面目，梳理历代增修线索，剖析主要增修者在不同时期的观念，笔者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馆馆藏的《训蒙三字经》、国家图书馆古籍部藏的明赵南星《三字经注》、清代王相作注的《三字经训诂》的主要增改内容作比较，在分析前人对《三字经》的理解与认识基础上，为日后研究者提供一个《三字经》最初形态及历代演化的大致脉络。

　　一、不同版本《三字经》的述史年代考析

　　根据现有文献显示，赵南星所撰《三字经注》是现存最早的《三字经》注释本，[1] (P4) 也即现存可见的最早刻本。此书侧重对《三字经》内容作典故注释，未对内容作评论。

　　考赵南星(1550-1627年)，字梦白。高邑(今河北)人，明万历二年(1574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天启年间，因反对魏忠贤被矫旨削职发配，死于代州。《三字经注》是赵南星著作《味檗斋遗书/教家二书》中的一卷，明刻本现存国家图书馆古籍部。此书述史时一直记述到“(明)穆宗隆庆”，以“廿一史，全在兹”结尾。明隆庆帝朱载在位时间是1536-1572年，可知此版本《三字经》完成刻板印刷当在1572年后。

　　《三字经注》在叙述宋元及其后历史时，其行文是“辽与金，皆称帝。元灭金，绝宋世。尽中国，为夷狄。明朝兴，再开辟”。注解是“高皇帝姓朱，居句容朱家巷，起濠州，今凤阳府，灭元，成帝业，传建文帝，都南京……”。[2] (P19) 从此处可知，此版本叙述历史年限与文献记载的最古本《三字经》相异。因清代凌扬藻(1760-1845年)等学者都在他们的评论、著作或《三字经》注本中一再强调区适子所著古本《三字经》叙述历史只到十七史。如开宗明义指出《三字经》是“岭南区适子所著”的同治庚午版(1870年)《登洲三字经》[3] 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广东顺德人从北京带回广州印刻出版的《三字经句释》都在“廿一史”旁明确指出：“区本作十七史”，[4] (P19) 并注上历代史书和作者名称，且标明这些附加历史叙述“均从蜀刻范士云本增入”。

　　此外，清代云南学者许印芳(1832-1901年)著述的《增订训蒙三字经》叙述中引用陈灿回忆当年谭宗浚(1846-1888年)谈及《三字经》一事，谭宗浚也指出此书：“节录史事载至五代止，乃宋时粤中遗老某所作，非出自王伯厚。”陈灿强调“公(谭宗浚)极博群书，考订精核，其言当不诬。是此书之为伯厚作，未可定也。”许本人也认为古刻本《三字经》“其叙史事截止五代”。

　　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由清代陶格翻译的《满汉合璧〈三字经〉注解》虽大体根据王相注释本翻译，但叙述历史也只到“南北混”，不言“廿二史”，只写“十七史”。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由英国汉学家翟里斯(HERBERT A.GILES，1845-1935年)翻译，并在1910年出版的《三字经》英译本，历史叙述也只到“十七史”。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邹颖文女士指出：西方第一位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牧师(Robert Morrison，1782-1834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C. Bridgman, l801-l861年)、德籍传教士欧德理(E.J. Eitel，1838-1908年)，他们的“四个英译本的中文正文在352句(1056字)至356句(1068字)之间，内容的历史部分均以十七史终，未加入明史，盖依据较早的版本翻译。”[5]

　　可见，叙述历史是否只到十七史是判断早期版本《三字经》的重要标志之一。赵南星远在中原，并不知早在1530年，也即约60年前广东学者黄佐(1490-1566年)在《泰泉乡礼》卷3《乡校》就说：“诵读务贵熟，不贵多。……年少者只教一二句而止，勿强其多记。或用《孝经》、《三字经》。不许先用《千字文》、《百家姓》、《幼学诗》、《神童酒诗》等书。”也没看过1531年左右出版的《广州人物志》里对区适子著述的记载，故有“不知谁氏所作”的说法，自然不知岭南早就流行《训蒙三字经》，故采用流传北方的版本作注，这情有可原。因此，它虽是现存可见的最早刻本，但这本叙史到“廿一史”的《三字经注》与最古老版本应存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