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著述《三字经》这一开启儿童认知自然与社会，导引儿童道德伦理与品行，教授儿童“经世致用”之才知的蒙学教材，被誉为“袖里《通鉴纲目》”、“蒙学之冠”。

　　中国古代的蒙学教育，是古代教育的基础性教育，是不断创新、发展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婴幼儿施以不同的教育模式。妇女怀孕后到出生，对胎儿的孕育过程谓之“胎教”，婴儿出生到七八岁左右的谓之“幼教”，七八九岁进入学堂或私塾念书谓之“蒙教”。简而言之，一如近现代的学前教育和初级小学阶段的教育。蒙教通过幼教、蒙教对儿童进行早期教育，开启儿童认知自然与社会的智能，引导儿童道德品性与规礼习行，教授儿童“经世致用”之才能。正是在古代幼儿教育、蒙学教育理念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代中国人，才成为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火种。在中国古代蒙学教育诸多蒙学书籍和文献中，惟《三字经》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被尊奉为“袖里《通鉴纲目》”、“蒙学之冠”。

　　一、《三字经》在蒙学教育中的地位和社会影响

　　何为蒙学?蒙，取自《易・蒙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义。注云：“童蒙之来求我，欲决所惑也。”童蒙，即初入学的儿童。蒙学，《辞海》的解释是：“中国封建时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教育内容主要是识字、写字和封建道德教育。教材一般为《蒙求》、《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书》等。没有固定年限。采用个别教学，注重背诵，练习。”由此可见，古代的蒙学近似于当代的学前教育和初级小学教育。

　　中国古代的蒙学教育，上起周秦，下迄民国，用于蒙学教育的书籍或文献随着社会历史的递进而增益。据张志公编的《蒙学书目稿》统计有580种之多。徐梓的《中国传统蒙学书目》在此基础上作了增补，达到1300余种。蒙学教育的书籍虽然门类繁多，但基本义理都是为启智、认知、修心、养性、立德、规行等必须遵循的教范。

　　在诸多的蒙学书籍文献中，有一本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这就是《三字经》。

　　《三字经》从问世起，就以其难以比拟的魅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那么，《三字经》是出自何人之手呢?明代黄佐的《广州人物传・十》、明末诸生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十一》、清代恽敬的《大云山房记・二》都记述为是宋代末年区适子撰著，依据出自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中有“童蒙所诵《三字经》，乃宋末区适子所作。适子，顺德登州人，字正叔，入元抗节不仕”之语。更有人迎合此说补证为“南宋末年区适子所撰，黎贞增广”;清代邵晋涵诗在其《读得贞黎三字训・自注》中断定为：“《三字经》，南海黎贞撰。”清代夏之翰在其《小学绀珠・序》中提出了：“迨年十七，始知其《三字经》作者自先生(王应麟)，因取文熟复焉，而叹其要而该也”，认定为《三字经》是南宋学者王应麟(字伯厚，号深宁居士〈1223～1296〉)撰著;清代贺兴思《三字经・注解备要・叙》中也说：“宋儒王伯厚先生《三字经》一出，海内外子弟之发蒙者，咸恭若球刀，”明确认定《三字经》是王应麟所撰。经当代学者研究，清人夏之翰、贺兴思的论断是可确信的。《三字经》问世后，虽屡有人因应世事变化做了诸多适变增删，依佘人之见，这些增删本非但无有多少增益，反而留下了明显的斧砍雕凿的痕迹，对《三字经》时代特征及其思想蕴含有所损毁。

　　在《三字经》出现之前，传统蒙学读物的句式主要是四言句式。《三字经》以三言句式这一新的面貌出现，从形式上对传统读物进行了创辟性革新，而且这种革新符合儿童阅读习惯。明人赵南星说：《三字经》“句短而易读……殊便于开蒙”。明人吕坤在《社学要略》中说：《三字经》“淹贯三才，出入经史”。“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清人王相称《三字经》是“蒙求之津逮，大学之滥觞”;在《三字经注解备要・叙》中认为它是“一部袖里《通鉴纲目》”。近代章太炎称赞《三字经》：“其书先举方名事类，次及经史诸子，所以启导蒙稚者略备。”“天人性命之微，地理山水之奇，历代帝王之统绪，诸子百家著作之原由”。是一部学习中国古代文化内容丰富的启蒙读物，在中国古代蒙学教育中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堪称“蒙学之冠”。

　　《三字经》不仅对本民族、本土文化影响巨大，而且很早就在少数民族中传播。清代出现了陈格敬翻译的《满汉三字经》、崧岩富俊翻译的《蒙汉三字经》等，由此可知《三字经》在清代已为兄弟民族所接受;清雍正五年(1727)订立《恰克图界约》后，沙皇政府派来中国的学艺者就是以《三字经》为识字课本的。后来又被翻译成俄文，跨国界走出国门。道光九年(1829)俄国又在圣彼得堡出版了《汉俄对照三字经》，在俄国知识界和公众中广为诵读使用，被喻为“十九世纪的百科全书”;道光十五年(1835)，由美国传教士出版的英文译本，被视为风靡世界的华夏八大古籍之一;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新英译本《三字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儿童道德教育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