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西河”是作者零四年出版的一本书，全称是《子夏与西河文化新探》，研究的是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孔子高徒卜子夏教衍西河的文化功绩。这本书从蒙生概念到交付印刷，吉春先生用心良苦，作者在书的后记所记的“为本书策划、建议、撰序”无法概括先生的功绩。

　　从立书的提纲到书排版印刷，登门请求过吉先生多少次已记不清了，总之是有求必应、热情作答。作者最近撰“出书记”，翻开了撰著“子夏西河”时的原始笔记，有文字可查的吉先生就亲笔评点三四次之多。

　　第一次叩开著作卓有成效的吉先生家门，约是九九年秋，在作者初撰几篇文章无处发表时，拟出了“西河轶事”框架，找先生指点，也只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此前作者与先生素不相识，也未经名人引进。只读过他少量文章，只听说他是《续史记》的作者，是著名史学家，未必肯接待尚无著作问世之人。但第一次先生接待就很热情，有点出乎意料。作者的框架也很简单，只列出诸如“子夏略传及哲学思想”、“一代宗师西河佚事”等十二篇文章题目。先生阅读了“框架”并听了作者有文章无处发表的忧虑，热情豪爽地予以鼓励。记得先生说“给人打工，不如自己创业”。大胆支持“可以成书一册”，但需深挖“子夏教衍西河”历史资料。先生的肯定态度，促成作者出书的决心。于是就有了上山西、下合阳、奔西泽、跑卜家村，搜集“子夏西河”文物资料的历程；就有了远下江南浙江图书馆，两上省城古籍部，读有关“子夏西河”历史文献的历程。有了这些历程，才有了出书的“奠基礼”。如果没有先生的充分肯定与鼓励，哪能收获这份“奠基礼”。

　　二次拜访先生，在零一年五月，当时对原拟的“西河佚事”框架作了重要的补充，如增加“子夏语录”、“子夏西河设教地初探”等。先生阅读，回复“拜读‘西河佚事’的看法”，要点有：“框架很好，目次清晰，这是总体印象”；具体看法“谈三点意见”，对“碑文释义”，对“哲学思想”等，都作出具体指导，如“碑的规格大小应放在注释的第一位”，“君子有三变(子夏语录，作者注）是观察人的”；“第三点意见”，建议书稿将山西、合阳碑文全收录，以记子夏碑文全貌。这些意见对作者撰文定稿都起到重要作用，对书稿文化价值的升华都有着积极意义。

　　第三次得到先生的指点，是零二年八月，此时书的编目基本定格，题目为“子夏居西河教授散记”。核心确立为“子夏与西河文化”，并附上数份文稿或题纲。先生耐心阅读，先提出“是散记”还是“浅说”的几点意见，稍后即提出具体见解《拜读张先生，〈子夏居西河教授散记〉拾零》，对“子夏流动教学”，对“子夏教衍西河’的中心在韩城，在英山、张堡”，加以肯定，并特别強调“因英村古称西河村，张堡古称西河堡，是合阳、河津没有的地名，这就是独有的证据，这点应在整个文稿中反复标明”；又建议从学术研究的观点让“子夏”与“西河文化”紧紧相扣，突出“西河文化”的精髓在“子夏教衍西河”。这些点评无疑对于作者提炼“西河文化三大精髓”（教育为“安国保民”，创法家私学、育法家子弟，法家思想西进的第一人）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先生建议，将“散记”升华为“考略”，也奠定了作者对“居西河教授三说”（汾阳西河、龙门西河、安阳西河）成为论证核心。

　　可心说没有吉先生的热情支持，就没有“子夏与西河文化”一书。

　　一个著作等身的学者，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西河文化”的探索者，热情支持，屡次建议，不仅在他的几次文字评说中，在见面交谈的口语中也有真灼实见，只是作者多遗忘了。吉先生对作者出书的热情，也显示在他零四年五月为书写的《序言》说：“我还拜读过《龙门》《韩城报》上关于子夏的文章，但像张先生这样比较系统的书稿，我还是第一次读到”，“创法家私学是西河文化的精髓；开创儒法兼融，是子夏为西河文化注入新的血脉”等积极向上的评价，点出了书的历史文化价值。于是也就有了零七年《子夏与西河文化新探》，获得了“陕西首屆吉春史学奖”。更难得的是先生零八年“五一”，赠作者“扇子藏头诗”，“张师居住在西河，文章多论子夏学，科班育才新农校，三师请春序著作”，热情扬溢见于字里行间。

　　近日撰“出书记”文稿，翻出了先生的几次指导建议，拙笔述事，借《吉苑》报一角，以记先生对《子夏与西河》一书的关注功绩，以扬先生的高尚品德。

　　谢谢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