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类的庇护所。对于许多人来说，家是有根的，是固定的，是休养生息的地方。而于我，家却是漂移的，是流动的，是贫寒与饥饿的代称。有人问到我，你的家究竟在哪里？我真的不好回答：我父亲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吗？抑或是我的出生地？抑或是我短暂逗留过的地方？抑或是我成长的地方……好像每个答案都不够准确，我实在无法一下就说清楚。而一切的根源就在于我的父亲。父亲的一生，曲曲折折，他的身上，记载着我家的艰难历史。

　　1938年，父亲出生在广东省揭西县上砂镇活动村。由于战乱与天灾，1943年正月，祖父携全家远迁江西定居，那时父亲只有五岁。

　　父亲小的时候，家里万分贫困。他的两个哥哥都没有上过学，一字不识。祖父为了改变现状，节衣缩食，供父亲读书。初中尚未毕业，也就再也无力继续供下去了。就这样的水平，在当时来说，也算是个有文化的人了。因此，上世纪50年代末，他被国家招去当小学教师。那时教师地位低，收入少，每个月才十七块五毛钱的工资，而学校伙食费就要十几块钱，微薄的收入实在无力支持家庭开支，他只好弃教务农，以农为生一辈子。这次弃教，不仅改变了他自己一生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我们这个家的命运。

　　我们家从广东迁居过来的时间并不长，和其他外来户一样，客居他乡，没有根基，没有归属感，总想找个好一些的地方落根。于是，再次迁居就成了常态。我家先后在好多个村镇短时居住过，先是朱坑，然后是芦背，接着是袁家，但始终感觉不如意。我就是在丁江袁家一个破茅棚里出生的，据说那里谋生活非常困难，父亲在大伯的带动下只想到要搬家，以为搬家就可以改变命运。可是，在那样的年月，哪里都是差不多，要找个好的生存环境哪有那么容易？1967年冬，经人介绍，我家迁居到吉水文峰东村塔里岭。塔里岭那个地方地势低洼，经常涨水，农田常被淹没，有时甚至颗粒无收，挨饿就必然了。父亲个子高而瘦，常常饿得皮包骨头，眼睛落窝，走路都有气无力。每到春夏，洪水经常把泥土房冲毁了，男人们就要抢修房子，女人就上山摘一种叫做“早禾子”的野果当中饭充饥。母亲和伯母妯娌几个还到吉水一些大村落去要饭，就像叫花子一般，路上碰到熟人，就羞愧地低下头不敢打招呼。讨到一些米，就混合野菜给全家人煮粥喝。为了度过灾荒，父亲和母亲商议把我们兄弟三个分开到亲戚家寄养，只把还在襁褓中的妹妹留在身边。大哥去邱陂金城大姨家，我到去乌江罗坑义叔家（父亲从小的结拜兄弟），三弟去邱陂外婆家。临别的时候，我们难舍难分，哭着闹着，互相拉扯着，不肯分开。然而，为了生存，为了度过荒年，终究拗不过父母。我在乌江义叔家里住了一两个月，父亲母亲有时候也会抽空来看看，看到我和义叔家的几个女儿混熟了，也就放心下来。而当他们要回家的时候，又背着我，悄悄离开，生怕我会闹着要跟回去。尤其是母亲，每次分别，总是偷偷地流一番眼泪。

　　为了逃离这个常闹灾荒的地方，1970年正月，在舅舅们的帮助下，我家迁居到邱陂长富村。我们在长富焦坑住下，寓居在别人遗弃的破茅草房里。那个破茅草房，墙体是泥巴所筑，墙上沟壑纵横，水迹斑斑，很多地方泥巴已经脱落。茅草所盖的屋顶已经腐朽，随风一吹，草絮便四处飞舞，纷纷而落。屋顶墙角鸟窝鼠洞遍布，下起雨来到处滴滴答答，不管是厨房还是床铺，雨水横流，难找干燥之处。“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杜甫诗中所言，大概就是如此吧。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全家人无处栖身，只好躲到门檐下甚至桌子底下避雨。尤其是雷电交加的晚上，我们躲到妈妈怀里瑟瑟发抖，生怕一阵狂风会把屋顶掀翻。唉！漫漫长夜，难捱天明！那时候，由于经常搬家，居无定所，本来就匮乏的粮食更是没有着落，家里常常没米下锅，饿肚子是常有的事情。有时候靠亲戚接济一点，弄到一点碎米就混合着菜叶菜根熬点粥喝，或者摘山苍叶做饼，或者做点荞麦饼，甚至到了吃糠饼的地步。我记得很清楚，那糠饼非常粗糙，难以下咽，吃得脸红脖子粗。于是父亲母亲就要我和弟弟以下的孩子啃红薯，大哥以上的全部吃糠饼。吃了糠饼，两头受苦，那种煎熬就甭提了。现在想来，那时候的日子哪里是人所能过的？

　　面对如此困难，父亲母亲并没有气馁，卷起裤脚，没日没夜地苦干。白天到队里挣工分，放工了就做自留地。几年后，家里状况终于稍有改观，不用吃糠饼野菜了，还建了一幢新的泥土房，全家终于有了安身之所。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慢慢长大了，该上学了。父亲买了些纸笔，教我们兄弟几个识字。我记得他最早教我们“刁刀、寸才、勾句、私和”几个字，要我们区分，描摹。父亲的字写得特别好，具有书法家的风范，那一直是我们的骄傲，为我们的学习提供了动力。父亲因为字写得好，每到过年，他最忙。左邻右舍甚至邻村都要请他写对联，他要一直忙到很晚才回家。为此，母亲也有过不少埋怨，然而，他总是嘿嘿一笑了之。他写过的春联，常常要我们去记，去背，甚至要我们模仿着写。这样，我们又认识了很多字，提高了我们的读书兴趣。这些潜移默化的教育，为我们后来学习成绩的提高打下了良好基础。

　　由于父亲有文化，能写会算，队里安排工作的时候，就让他做保管。那时，有些干部存在私心，总想在仓库里捞点好处，就找父亲商量做手脚，弄点粮食回家。可父亲从来不敢答应，把钥匙看管得严严实实，每每让他们失望而归。社员满意了，而有些人心里就不高兴了。他们暗暗发狠，骂他是胆小鬼，死没用，死脑筋，穷鬼相，办不成大事……而父亲依然如故，就是不肯变动半分。他怕担责任，怕犯错误。看到父亲老实胆小，有些人就会欺负上门，有事没事找茬吵口。把母亲惹火了，就和他们大吵一顿，一阵暴风骤雨，乒乒乓乓，把我们吓得心惊胆战。而父亲碰到这样的情形，总是闷闷不乐，郁郁寡欢，脸色难看。父亲就是这样，凡事都闷在心里，唾面自干而不敢出头，掉片树叶也怕打破脑壳。但凡外面有冲突，有大事，总是母亲冲在前面，挡风挡雨，就像老母鸡呵护着这个家。面对如此老实本分甚至有点怯懦的男人，母亲痛苦不已，总恨他没有男子汉的气概，不敢和他们“推功夫”，老是被人欺负，真的不甘心。可是，生气归生气，日子还是照样过。

　　长富这地方虽然名字好听，带了个“富”字，其实却是个贫瘠的地方。加上队里集体干活毫无积极性，偷奸耍滑的不在少数，地里禾苗总是病怏怏的，产量之低让人无法想象，一亩地收割下来，连谷带叶就那么三四担。我家人口多而劳力少，连年超支，总是入不敷出，队里分的粮食远远不够吃。为了解决困难，父亲母亲就种了大量番薯代替粮食，常常带我们去锄草，牵苗，施肥。到了收获季节，全家兴高采烈，连红薯根也不放过，全部收回家，好几千斤呢。我们放学回来，经常是边啃着红薯边砍柴。

　　考虑到长富那地方土地太贫瘠，队里有些人又太奸猾凶悍，很难相处，于是父母商量着又要搬迁。舅舅们知道了，就说，罗基隆村交通便利，土地肥沃，产出也很好，又是自己兄弟姐妹居住的地方，就搬到罗基隆来吧。罗基隆是母亲娘家所在地，是母亲出生成长的地方，父亲母亲当然乐意。因此，1980年我们家就迁到了罗基隆。这次搬迁，终于稳定下来，一直居住到现在，再也没有动过。刚刚搬迁到罗基隆的时候，又是一切从头开始，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全家只好挤在外婆家里。舅舅为我们家腾出了一间房，然后我们自己搭建了两间茅草房将就栖身。父亲母亲请舅舅舅妈们帮忙，割来茅草，砍来竹子和树木。他们在空地上围了个房间模样，就像围篱笆一般，然后抹上黄泥巴混合稻杆，盖上茅草，“房子”就建好了。这样的房子怕风、怕火、怕老鼠，不是长久之计，只能将就。到了第二年，我家在排上做了新的泥土房，盖上了瓦，全家才摆脱居住的困境。

　　分田到户后，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起来。父母起早贪黑地干活，我们兄弟姐妹也很懂事，帮衬着家里。日子好了起来，吃饭问题基本解决了，父亲的脸上笑容也多了。

　　往后的日子，家里状况越来越好。我们长大了，懂事了，知道只有摆脱农村才会有出息，吃上公家粮才不会再挨饿。丢掉“镢头把”就成为我们的梦想。在父亲母亲的教导下，我们把学习当作头等大事，学习成绩一直拔尖。82年，我考到县城重点中学，父亲很高兴。开学那天，下着大雨，天还蒙蒙亮，父亲就陪我去搭早班车。我背着书包，打着伞，父亲肩上挑着米（那时吉水中学学生自己下米蒸饭），手里拿着电筒，乐呵呵的，送我去养路段搭车。他一路不断叮嘱我要好好读书，直到我上车走远了，才回家。那年，三弟考取的学校在白水。从家里去白水没有直达车，要走小路，翻好几个山坳，弟弟那时年纪小，又是初次出远门，父亲就一路帮他挑着东西，一直送到学校。看到孩子有出息，虽然辛苦，却很开心。

　　读书的日子是很艰苦的。那时我的伙食费每个月才几块钱，我经常买些什锦菜或者酱油拌饭，将就了一餐又一餐，即使去食堂打菜，也最多就是五分钱一份的青菜。看到别人吃荤菜，自己只好咽着口水悄悄离开。记得一次父亲来到学校，神神秘秘地从蛇皮袋里拿出一个罐子，放低音量对着我的耳朵说：“这是腊鸭子哦，很好吃的，要节约着吃。家里没有了，就这些，我全部带来了。”说着就拧开盖子，果然香气扑鼻。看我吃得有滋有味，父亲嘿嘿地笑了。这时，在我的招呼下，全寝室的同学都过来，大家分而享之，转眼之间就一干二净。父亲看在眼里，又嘿嘿地笑着点点头走了。

　　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我考上了大学。我是这个村子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也是父亲母亲两边的所有亲戚中最先考取大学的，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家里还摆了酒席，四方乡邻来祝贺，人们都带着羡慕的眼光，父亲心里乐开了花，母亲也激动得说不出话。

　　大学毕业后，我家里状况就更好了。我们兄弟姐妹一个个成了家，工作也有进步。我一直在中学教书，三弟经过努力奋斗，当上了博士生导师，大学教授。小妹师范毕业后教了多年书，现在研究生毕业，也当上了大学老师。父亲当年没有继续下去的教育事业，被我们接了过来，也许是上天的安排吧。孩子们都成材了，父亲却老了。现在的他，已经苍颜白发，高而瘦的身躯依旧，只是背有点驼。他现在和母亲一起，帮着四弟照看家门。我们有时接父亲和母亲到城里小住，不几天，就急着回去。他们离不开那个家，离不开那片土地。

　　每到放假，父亲和母亲总要站在家门口张望，全家团聚的时候，也就是他们最为快乐的时光。一家三代，几十口人，欢声笑语，其乐融融。回忆起往事，有时候我们也打趣地问父亲，还要搬家吗？他摇摇头，“嘿嘿”地笑着，当年屡屡搬家是不得已，现在什么都好了，人也老了，还搬家？那不是找折腾寻苦受吗？母亲则说，“上屋搬下屋，折掉三箩米谷”，当年搬家都搬穷了。现在就是外边有金山银山捡，也不愿再受这个罪了。

　　当年这个漂泊不定的家，它随着父亲从遥远的广东而来，它从父亲曲曲折折的生命中来，它爬过了饥寒的山，它涉过了困苦的河。百折不挠的父亲母亲，经历过千辛万苦后终于让它爬上了充满阳光的彼岸，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贫不堕志，富不忘根。家，永远是我们的港湾！我们在这里停泊，我们从这里起锚远航。但不管走到天南海北，心，永远向着我们起航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