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刚从市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第十六中学。在教务处我第一次见到了语文组组长老尔。站在我面前满脸笑容的他，四十五六岁，中等个，锤子脸，不多的头发像风中的枯草围绕在秃顶周围，乱蓬蓬的，没刮胡子，显得邋邋遢遢的，一身落了色的蓝布褂子，领子、袖口都打着补丁，脚蹬一双圆口旧布鞋，没穿袜子。如果再戴上一顶破草帽，就完全是一副田间老农的形象。他热情地表示欢迎我的到来，带我来到语文组办公室，简要地给我介绍了在座的各位同行，安排了我的座位和课程。整个过程中，一直笑容可掬，谦谦有礼。但我心里却有些不屑，这么大的一所中学，十几个语文教师，怎么能找这样一个土里土气的半大老头儿做组长呢？那时，我很年轻，心高气盛，不会委婉，也不会掩饰，所有的心思几乎都写在脸上。我想他也一定能看出来，但热情谦和的态度却丝毫没有改变。

　　第二天早上，我一走进办公室，刚从农村知青点抽回城浑身带点二流子气的郭老师，就指着课本上一个生僻字，问我：“我说新来的大学生，请教一下，这个字怎么读，怎么解？”瞥了一下那个字，我当即窘红了脸，“龙”还多了两道儿，好像是诗经里哪一篇中的，却想不起读什么，如何解。其他老师的目光齐刷刷地投过来，像针尖和麦芒，让我浑身不自在，我额头上立刻渗出了汗珠，应该也是龙的一种吧，急中生智之下我想蒙一下。还没等我说话，站在旁边的老尔一把夺过郭老师手中的教科书，轻声咳了一声：“小郭呀，起啥哄呢？这个‘尨’（mang）字人家杨老师难道还不认得，不就是个长毛狗吗？”众人听了，再看看郭老师的长头发，哄然大笑起来，郭老师自知无趣，只好悻悻地地走开了。我暗自庆幸没来得及回答，心里顿时觉得如释重负的轻松，悄悄地长出了一口气。前一日的不屑竟然在这一瞬间转变成由衷的感激。

　　老尔大名叫刘尔孝，大家却都习惯亲热地叫他“老尔。”时间一长，连他自己也叫自己老尔了。初中三个年级六本语文教科书总是整整齐齐地摞在他的办公桌上，两本翻烂了的《古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像饱经风霜的两张老面孔格外显眼。因此，老尔有了活字典之称，凡大家不认得的字，他都认得，甚至说得出在字典上多少页，而且能够告诉你这个字啥意思。校长说他是老师的老师，有人对此抱有怀疑，偷偷地查《康熙字典》，竟从没有发现他的错误。组里谁病了或临时有事，不能来上课，老尔啥话不说，拿起课本就去顶上。如果需要有人教三个班级的课时，那也一定是老尔。此外，他还要组织教研组的政治学习、教研活动，要听课评课，要领着集体备课，要亲自刻钢板为大家油印考试题，亲自出教学楼前面分给语文组的板报。

　　语文组办公室不大，却要装进十五六个语文老师，老尔坚持坐在门口。这地方人出人进，很难安心备课、批改，而他却好像塑像一样，坐在那里，该干啥干啥，丝毫不受影响。冬天没有暖气，要生炉子取暖，那地方不但离炉子远，而且从走廊里灌进来的寒风顺着门直冲后背，是最冷的位置，可是他却毫不在乎，入禅般的坐得住。这大概也是大家佩服他的一个原因吧。看到他，大家就都知道该怎样认真备课和批改了。别的办公室总有人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嗑瓜子、唠闲嗑，七大姑八大姨地闲扯，甚至打毛衣、钩围脖、玩扑克。而我们办公室总是静悄悄的，一根针掉到地上都能听到响声。除了翻书翻本的“沙沙”声，绝无喧哗吵闹。

　　我想探究他辽宁大学毕业后为啥没回河北老家而到了营口，他稍微顿一下，笑了笑：“俺是被你们骗来的。”然后不等我追问下去，便口若悬河地给我讲开了。24岁那年他从辽大中文系毕业了，本来想回那个养育了他,也养育了中共早期领袖李大钊的乐亭老家，连接收单位都找好了。可是正巧碰上营口教育局的领导去辽大招教师，这位招收大员伶牙俐齿，把小小营口市吹得天花乱坠：“营口地处辽河入海口，鱼米之乡，风光旖旎，气候宜人，物产丰富，特别是盛产苹果、水稻和水产品，到我们营口工作，天天有大米饭，顿顿有鱼虾……”老尔和几个要好的同学禁不住“诱惑”和“忽悠”，略一商量，便在就业协议上签字画押来到了营口。来了才知道，那时的营口说是一个地级市，其实不过一个小镇的规模，灰头土脸地蜷缩在辽河入海口的一片苇塘里，“一条街道俩岗楼，一个公园两个猴，晴天煤灰满天飞，下雨船在街上游。”好在那时年轻，好在年轻人有一腔沸腾的热血。放下行李，他们便向海边跑去，跑了十几里，看见一片泥泞不堪的河滩，问一位钓鱼归来的老汉大海还有多远,老汉告诉他们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可是只能站着看海，不能和它亲密接触，二里地的海滩全是齐腰深的稀泥过不去人。几个人乘兴而去，垂头丧气地败兴而归。要不是有人提起晚餐有炖鱼，他们可能连走回来的精神也提不起来了。回到食堂一看，彻底泄了气，炖鱼不假，可是炖的是小肉滚儿鱼，没有手指头大，从来没见过，更别说吃过了，除了营口本地人，别人没人敢动筷子。大米饭一个星期只能吃一顿，其余一样是硬邦邦的玉米饼子、粗得拉嗓子的高粱米饭。第二天，便有三个同伴扛起行李卷走人了。

　　老尔没有走。他家在乐亭农村，条件困难，回去害怕找不到接收单位，没有工作，只好咬着牙留了下来。另一个没走的同伴就是现在的马校长。

　　老尔把根深深地扎在了大辽河入海口这片多蚊蝇、多盐碱的土地上了，就像那蓊郁的芦苇，昂扬地生长着，抽穗、开花、飘絮。经人介绍，他和营口纺织厂的一位女工结婚了，生了两个儿子，不幸的是一个儿子先天性聋哑。为了给这个儿子治病，老尔两口子费尽了心血，花光了积蓄，也没少耽误工作，南跑北奔地去大城市，结果孩子的病没治好，他自己也失去了当校长的机会。沉重的家庭负担像勒进皮肉的套绳，让他不敢有半点松懈和喘息。他利用业余时间，在两间透风漏雨的旧瓦房房前屋后种上玉米和各式菜蔬、瓜豆，养上几只兔子和几只鸡，千方百计地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自己一身衣裤总是落了色，摞满补丁。一年四季脚上穿的是妻子歇班时挑灯熬油给他做的千层底布鞋。每逢下雨，他总要脱掉鞋子，夹在胳肢窝里，挽起裤腿，打起赤脚。秃了顶的额头不好看，妻子想给他买顶帽子，他不舍得，告诉妻子谢顶就是因为血热，所以不能带帽子。别人上班时带着饭盒，他中午风雨不误要跑回家去吃午饭，一来为了照顾两个儿子，二来为喝稀粥能省点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