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一个夏天的午后离开下雷村的。装载行李的三轮电动车正在驶来，阳光毒辣，尘土飞扬。

　　我站在村口，又望了望四周，垃圾池、碎石路和密集而立的出租房，突然间竟对这个短暂生活过的村庄有了一丝留恋。从这里出发，我将去往广州，那里有熙攘的人群、璀璨的灯火和各种富丽华贵的想象，但那带着金属味道的空气里，将不再有村庄里黄皮果和酸荔枝混合而成的夏日果实的清香。

　　当然，在即将出发的时候，我也不断告诫自己，不要再以飘渺的牧歌来简单概括眼下的村庄，那将是浅薄而无聊的。这个时代的冲突与焦虑，已经弥漫在广阔大地上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像下雷村这样处于城市和乡村交接的地方。

　　它的确有着淳朴的乡间风景：野花在狭小的路两旁招摇，一蓬蓬还带着泥土清香的花生静卧于晒谷场，鹅与鸭欢乐地出落于水塘对岸的林间……但就在这偏僻的乡村，也还有蜂涌而至的租房客，他们大多是附近高校的学生，带着青涩未脱的笑容；还有廉价的商店、饭馆与网吧，昏黄灯火下的啤酒、泪水和歌声——总之，行走在这样的乡村，我常常有种穿越时空的味道，农民、读书人、野花和性、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各种奇怪而纷杂的概念都能在这不大的村庄里，获得错乱的呈现。

　　我也经常想，类似的环境，是可以产生优秀诗人的，它几乎符合行吟与抒情的全部条件。但遗憾的是，在下雷村生活的两个多月里，我到底连一篇文字都没有留下。唯一的书写冲动发生在一个细雨潇潇的午后。我在阳台上戏看房前水塘里慌乱上岸的鸭子，耳畔传来隔壁情侣青春纵欲的狂欢与呻吟。这细雨淋漓中的炽热欲望，使我遥想起三十多年，京郊的白洋淀，或者东北的农场，我们父辈的青春正在流浪。在一个同样下雨的日子里，有人在粗糙的纸上写下了诗行，然后，这些手抄的诗句，在年轻人中间秘密地流传开来了，然后，有暗夜里的流泪，有激动人心的吟唱，有了芒克、北岛、食指……这些名字的闪光。

　　从某种程度上说，父辈们那令人骄傲的文学史就是从同样偏冷的乡村开始的。压抑与反压抑，是所有青春永恒的主题，谁又能说我在夏雷村细雨中听到的声音，不是一种带着荷尔蒙味道的原始诗性呢？

　　然而，真正的问题是，狂烈的抒情之后，当余温尚存的理想遭遇冰冷现实的锉刀，我们的青春该如何安放？幸运的是，我们不必再像父辈一样，纠缠于政治语码的桎梏；不幸的是，有一种叫商业的东西，正在和当年的政治一样，无情地击溃又一代人的青春想象。

　　从乡村到城市，我们在父辈的循循善诱下，用所谓的“奋斗”，完成了又一拨声势浩大的城市化；但与父辈的遭遇不一样的是，艰难的城市化后，我们中的大多数，还得经历更为痛苦的蜕变：逆城市化。退却，从无力接近的城市中心退却到边缘，退却到甚至像下雷村一样的各种村庄。我们满心欢喜地以为，这样的退却，可以暂时躲避来自一线城市的巨大物质束缚，带来田园的栖息与安宁，可真正退却到乡村边缘之后呢？

　　曾经的村庄，早已迷失在商业和城市化合力裹挟的大潮中，我们所面对的，只是一片田园将芜罢了。

　　胡不归，胡不归？可是，我们流浪的青春，我们溃败的想象，又究竟该归往何处呢？

　　离开下雷村前的一个黄昏，我和房东闲聊。这个操劳的中年男人，他的眼神总是望着不远处城市上空那高耸入云的建筑物。尽管有着丰厚的租房收入，他对未来依然充满了忧虑、他期待着村里的孩子能到城里上学，甚至真正地成为一名“城里人”。他讲述这些期待的时候，我想起了在市区另一处流动人口更加密集的“城中村”所见到的场景：匆忙的人群中，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子，接她的孩子放学回家，她孩子读的幼儿园就在“城中村”街口一处垃圾站的旁边。我的同学告诉我，这个女子很多年前就在这里租房，在这个城市里打拼。那间不大的出租房，是她少女时身处异乡的闺房，也是她和丈夫结婚的新屋，更是几年前孩子的育婴室。

　　我听完同学的介绍，默默地穿行在“城中村”狭窄而拥堵的小街上，不时有年轻的女孩托着行李在人群中打听租房的信息，也有更多略显苍老的女子从小街深处行色匆匆地走来，走向街口，那里连接着一个省会城市更加宽阔的街道，更加汹涌的人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