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手里，常年离不开一个普通的提包：黑色人造革的面料，上面有白色的北京两个字，两只弯弯的提手，这就是七十年代最流行的款式的公文包。

　　在单位，这个公文包里装过最多的，上级随时发布的红头文件，有时也可能是哪个先进生产者的入党申请书，有时也可能是哪个符合条件的知青返城手续。在我们眼里，那里面是神圣不可碰触的禁地。每当父亲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它高高地挂在墙壁灯的旁边，七八岁的我，那是不可能够到的，等到父亲上班，最后一件事一定是提着它离开。严肃的父亲不苟言笑，有时候，我真想代替它，自己可以亲自陪伴父亲去开会：那是可以坐火车的，还可以进入人民大会堂，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那个吃什么都需要票证的年代，物资的匮乏到了极点，不要说零食。就是吃到一颗糖果，那也是得等到春节，富裕人家才会给孩子们买几颗光腚糖，吃个新鲜。别意外，我没有打错字，就是叫光腚糖，因为那橘子瓣糖，西瓜糖都是没有糖纸的，光溜溜地躺在柜台的盘子里，任凭你流出多少口水，不到春节，母亲是绝对不会买的。

　　这次去北京开会，父亲走了半个多月，看不见那熟悉的公文包，心里真有些想念。无聊的时候，就坐在门槛上，眼巴巴地望着父亲下班归来的方向。就连最喜欢逗我的张伯伯从身边走过，笑话我是个馋猫，我都没有心情跟他斗嘴。

　　突然，熟悉的蓝色中山装从街角转过，我飞奔起来，嘴里喊着：“爸爸，爸爸，你可回来了。”

　　爸爸也难得地笑了：“哦，红霞，这么想爸爸啊。”说着把手里的公文包递给我，伸手抱起了我身边的弟弟。哎呀忘记介绍了，我有个小我三岁的跟屁虫弟弟，走到哪里跟到哪里。是不是被爸爸抱，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公文包在我手里，尽管不敢打开，但是拎着沉甸甸的公文包，心里还是很自豪的：这可是进过人民大会堂的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