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有个爱写信的习惯，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那是从1941年的冬天开始的。哥哥约尼自应征入伍后，一连数月没有音讯。母亲每天晚上都要坐在厨房的大桌子前给他写信。

　　我弄不明白既然约尼从不回信，她干嘛还要写呀写。

　　“等着吧，我们总会收到他的来信的。”她总是那么自信。母亲常说，信同人的心灵是相通的，神圣的上帝之光会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她相信这速光芒能帮助她找到约尼。

　　我不知道她说的这些话是不是为了让她自己或我们大家放宽心，但这毕竟把我们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终于有一天约尼来信了——他还活着，正在南太平洋上。

　　母亲每次都在信末署上她的名字“赛西丽娅·卡普契”，这一直使我有些迷惑：“干嘛不写‘妈妈’？”原来，她从来就把自己当做赛西丽娅·卡普契，而不是妈妈。这使我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母亲，这位身材娇小、穿着不足5码的高跟鞋的意大利女人。

　　母亲从不化妆，也不佩戴首饰，除了一只金黄色的结婚手镯。她有一头漂亮的头发，又黑又直，盘在脑后，鼻梁上架着一副轻巧的银丝边眼镜。

　　每次写完信，母亲总是让父亲去发。然后，她端来咖啡壶，我们便边喝咖啡边回忆起以前一家10口人围坐在桌边时的美好时光——爸爸、妈妈，还有8个孩子。那时，我们这5个男孩3个女孩中谁也没想到有朝一日会离开这个家，去工作，去参战或者结婚，到最后只剩下我一个。

　　到了第二年春天，母亲写信的对象中又加上了另外两个儿子。每天晚上她要写3封不同的信，然后让父亲和我在信上加上我俩的问候。

　　母亲写信的事在村子里传开了。一天上午，一位瘦小的妇人找上门来。她颤着声向母亲问道：“你能写信，这是真的吗？”“我常给儿子们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