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男人》(节选)

　　四十年前我在重庆郊外歌乐山隐居的时候，曾用“男士”的笔名写了一本《关于女人》。我写文章从来只用“冰心”这个名字，而那时却真是出于无奈!一来因为我当时急需稿费;二来是我不愿在那时那地用“冰心”的名字来写文章。当友人向我索稿的时候，我问：“我用假名可不可以?”编辑先生说：“陌生的名字，不会引起读者的注意。”我说：“那么，我挑一个引人注意的题目吧。”于是我写了《关于女人》。我本想写一系列的游戏文章，但心情抑郁的我，还是“游戏”不起来，好歹凑成了一本书，就再也写不下去了。在《关于女人》的后记里，我曾说：“我只愁活不过六十岁”。那的确是实话。不料晚年欣逢盛世，居然让我活到八十以上!我是应当以有限的光阴，来写一本《关于男人》。病后行动不便，过的又是闭居不出的日子，接触的世事少了，回忆的光阴却又长了起来。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接触过的可敬可爱的男人，远在可敬可爱的女人们之上。对于这些人物的回忆，往往引起我含泪的微笑。这里记下的都是真人真事，也许都是凡人小事。(也许会有些伟人大事!)但这些小事、轶事，总使我永志不忘，我愿意把这些轶事自由酣畅地写了出来，只为恰悦自己。但从我作为读者的经验来说，当作者用自己的真情实感，写出来的怡悦自己的文字，也往往会怡悦读者的。

　　《我的老伴》——吴文藻(节选)

　　这里不妨插进一件趣事。1923年我初到美国，花了五块美金，照了一两张相片，寄回国来，以慰我父母想念之情。那张大点的相片，从我母亲逝世后文藻就向我父亲要来，放在他的书桌上。我问他：“你真的每天要看一眼呢，还只是一件摆设?”他笑说：“我当然每天要看了。”有一天我趁他去上课，把一张影星阮玲玉的相片，换进相框里，过了几天，他也没理会。后来还是我提醒他：“你看桌上的相片是谁的?”他看了才笑着把相片换了下来，说：“你何必开这样的玩笑?”还有一次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上午，我们都在楼前赏花，他母亲让我把他从书房里叫出来。他出来站在丁香树前目光茫然地又像应酬我似地问：“这是什么花?”我忍笑回答：“这是香丁。”他点了点头说：“呵，香丁。”大家听了都大笑起来。婚后的几年，我仍在断断续续地教学，不过时间减少了。1931年2月，我们的儿子吴平出世了。1935年5月我们又有了一个女儿——吴冰。我尝到了做母亲的快乐和辛苦。我每天早晨在特制的可以折起的帆布高几上，给孩子洗澡。我们的弟妹和学生们，都来看过，而文藻却从来没有上楼来分享我们的欢笑。在燕大教学的将近十年的光阴，我们充分地享受了师生间亲切融洽的感情。我们不但有各自的学生，也有共同的学生。我们不但有课内的接触，更多的是课外的谈话和来往。学生们对我们倾吐了许多生命里的问题：婚姻，将来的专业等等，能帮上忙的，就都尽力而为，文藻侧重的是选送学社会学的研究生出国深造的问题。在1935年至1936年，文藻休假的一年，我同他到欧美转了一周。他在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到处寻师访友，安排了好几个优秀学生的入学从师的问题。他在自传里提到说：“我对于哪一个学生，去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学校，跟谁为师和吸收哪一派理论和方法等问题，都大体上作了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安排。因此在这一年他仆仆于各国各大学之间的时候，我只是游山玩水，到了法国，他要重到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学习“导师制”，我却自己在巴黎住了悠闲的一百天!1937年6月底我们取道西伯利亚回国，一个星期后，“七七事变”便爆发了!

　　《追念闻一多先生》(节选)

　　我虽然和一多先生见面的次数不多，但他在我的脑中是个很熟的熟人。吴文藻和他是清华同学，一多先生的同学和朋友，差不多我都认识。从他的和我的朋友的口中，我不断地听到他的名字，和他的名字一同提到的，往往是他的诗，更多的是他这个人!他正直，他热情，他豪放，他热爱他的祖国，热爱他的亲朋，热爱一切值得他爱的人和物。他是一团白热的火焰，他是一束敏感的神经!他自己说过：“诗人应该是一张留声机的片子，钢针一碰着他就响，他自己不能决定什么时候响，什么时候不响。他完全是被动的。他是不能自主，不能自救的。”所以他的诗就是他的语言，就是发自他内心的欢呼和呐喊，不过他的呼喊，是以有艺术修养的、有节奏的“跨在幻想的狂恣的翅膀上遨游，然后大着胆引嗓高歌”出来的!

　　作品鉴赏 冰心是文坛前辈，从“五四”时期开始写作，迄今而仍然充满创作的活力。一个德高望重的年事很高的与世纪同龄的女作家，写了一本以《关于男人》命名的书，多少有一些使人惊异。读者当然不会认为这里有弗洛伊德学说的心理含义，但是这题目又确实打眼。不错，在40年代，冰心曾经写过一本以《关于女人》为题目的书，但那时作者急需稿费，里面写的是游戏文章。而现在我们看到《关于男人》这本书里，所写的人都是对于冰心来说很重要的，可以说都是从记忆的深处发掘出来的，这里写出来的是作者很深的感情牵挂。然而，除了与丈夫的关系之外，作者都没有从男人女人的角度看待人，也没有从男性女性的性的角度评价人。那么，到底作者为什么取了这样一个惹人注目的题目呢?不排除这个题目可能是一些出版家的建议，但是，在冰心这方面，她是有感触、有思考的。她说：“我这一辈子接触过的可敬可爱的男人，远在可敬可爱的女人们之上。”这席话更是直率得有一点骇人听闻了。西方和中国的女权主义者肯定要反对这个说法了。就算通常的读者也恐怕会想不通女人怎么就比男人低呢?不是说妇女半边天吗?幸好这话是由87岁高龄的德高望重的女作家说出来，她的诚实，她的阅历，她的见闻，她的体验，都在支持她的见解。但是虽然她不是要贬低女性，而是对女性提出希望，因为她自己就是女性。所以，冰心是通过写男人来对妇女提出殷切希望，这希望我想在中国妇联的口号中也达到充分体现：自尊、自强、自爱、自重。尤其是在商品经济的情况下，妇女更容易受到伤害，也就更容易沉沦。这样看来，冰心这本回忆往事的散文，就有很深的现实教育意义了。然而，冰心的本意，又不是为了教育什么人。冰心说她写的都是些凡人小事，轶事，她之所以愿意把它们自由酣畅地写了出来，“只是怡悦自己”。我敢说很多人一听这话就会跳起来：文章是载道的，是经国之大业，怎么能说只是怡悦自己?我们记得，列夫·托尔斯泰说过：写作首先是为了自己，然后再为了别人。艾青说过：写作先通向自己，然后再通向别人。冰心在说过写作“只是为了自己”之后，紧接着又说“但从我作为读者的经验来说，当作者用自己的真情实感，写出来的怡悦自己的文字，也往往会怡悦读者的。”这就是说，冰心用她长期积累的写作经验告诫我们：要辩证地来理解创作动机与效果之间的复杂关系。文学作品的创作和接受，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来运行的，而不以人的主观意志或良好愿望为转移。总之，冰心的散文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用自己的真情实感，写出怡悦自己的文字，以及自由酣畅的行文风格。冰心在这本散文集里，发挥了这种特长，尤其是其中回忆丈夫吴文藻、同学闻一多、师辈叶圣陶的文章，都是至性至情的散文。吴文藻的执著于学术的书痴的形象，十分感人。读了之后，谁都会想：这样诚实厚道而又具有献身精神的书呆子，怎么会是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呢?然而，冰心的本意并不在申诉这段冤屈，她只是回忆丈夫的“可敬可爱”的种种事迹。从冰心回忆闻一多的文章，我们看到高龄的她仍然是充满活力和多思的。令人有些惊讶的是，她在事隔六十年之后，她还记起了闻一多在1926年一篇文章里的一段话：诗人不能决定自己什么时候发声，什么时候不发声，他完全是被动的，他是不能自主，不能自救的。决心之所以记起这些话，是因为晚年的她又面临了这个问题。她发现，她与闻一多的体会太一致了：一个说不能自己决定，不能自主，不能自救，一个说只为怡悦自己，只知自由酣畅地写。然而，他们二人都是我们民族伟大的知识分子，都是人民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