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逃学日久，引起孙老师注意了吧？要不然母亲怎么会想到，要查我的作业？写字本被翻开后，只见每个方格，每一页纸上，画的都是一样的圆圈。

　　“唉！上学快半年了，你怎么一个字都不会写？”看了我的写字本，母亲又气又急：“下午，别去上课了。”听母亲这么说，可把我给吓坏了；我以为将要遭遇一顿痛打。

　　那天，一家人吃罢午饭；妈妈拿来我的书包，将书和写字本，端端正正摆在竹床上；并叫我帮着一起，把竹凉床抬到门口，放在堂屋最亮的地方。我握着铅笔，坐在竹床边的矮凳上；妈妈坐在我身后，扶着我的手，边写边讲笔画顺序。

　　那和谐的语调亲切感人；从手把手地教，到放手让我写，妈妈总是心平气和。记得那是麦收前，一个晴朗的下午；如果不是那天，妈妈手把手教我写字；或许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写字。回想心酸的童年，我百感交加；当年，身为地主崽子，我属于专政对象，在社会上饱受欺凌。

　　唯有外婆，将我视若掌上明珠；那年端午节，我在家和外婆一起，正有滋有味地吃着早饭。古菊荣与郭家芬二位同学，忽然从门外走了进来；他俩说，孙老师叫我立即跟着她们，一起去教室上课。我早就心生厌学情绪；因为，我每天去上学，在往返路上，都遭人骚扰；所以，我哪愿跟她们去？

　　当年，只要外婆来了；我就希望呆在家里，享受呵护与疼爱。尽管不想去上课，我还是告别外婆，依依不舍离开家……当我们经过严孝保家门前时，只见他带着几个人，向我簇拥而来；也不知他们，拥在我身后干了什么。我走着走着，只听古菊荣和郭家芬，对他们央求道：

　　“不要往他衣服里塞麦芒！你们别再这样了。”当严孝保他们散去之后；她俩就像大姐姐一样，以那种女孩子特有的温柔，把粘在我背后的大麦芒，一点一点从衣服上摘了下来。从那以后，我便绕道江边，去教室上课；这样绕道而走，路虽偏僻，却能免于遭人戏弄。

　　于是，我踏上一段逃学之路。那些日子，我背着书包，总是在父母面前，摆出一副去上学的样子；每天一出门，就直奔江边；然后，独自一人，逍遥于柳树林中；也不知逃了多少天。一位长者曾语重心长，对我责备道：“孩子，到学校上课去吧；千万不能逃学！”

　　如果不是那天，妈妈手把手教我写字；或许我这一辈子就是一个文盲。我启蒙于七岁，1969年春开始上学；那一年，孙老师教语文，好像没有算术课。刚入学那几天，我觉得语文课很简单。第一课至第三课，每一课就一句；第四课一共四句。那天放学前，孙老师招呼我们，一定要把课文背熟。

　　第二天上课时，他先叫了两个人起来背诵课文；可他们都不会背。然后，孙老师叫我背诵；我一口气背出三句：“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接着我很快便想出：“三面红旗万万岁！”一定是孙老师忘了我的名字吧？那天他夸我，说的是我父亲的名字：“瞧瞧，王某某的儿子真了不起，你们怎么就背不出来！”

　　接着，他让我们拿出作业本；要我们在课堂上抄写课文。可是，我还不会写字，只好装模作样，用笔在方格里，一个一个画着圆圈。孙老师站在那边，又夸了我几句；他这回他夸我，说的还是我父亲的名字：“瞧瞧，王某某的儿子真了不起！他都开始写了。”

　　放学时，我的作业本上，一个字也没写。在忐忑不安中，把写字本塞进书包，我怅然若失……如果不是那天，妈妈手把手教我写字；或许我这一辈子都无法与文字结缘。母亲与世长辞，已整整一年；缅怀慈母的恩情，总有一种天高地厚之感。

　　慈母一生，克己奉德而历经磨难；数十年如一日，皆以宽容之心而善待一切。母亲淡泊名利，半生诲子不倦；对我千叮咛，万嘱咐：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母亲说：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慈母是我启蒙师——母亲信佛虔诚，日常言谈，有句口头禅：宁愿儿作僧，莫让子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