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医学中的劝学观念，源头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古代医者对“学”的重视，往往与“道”密切相关，主张在学习医学原理的同时，践行道德政治理念。师者劝勉学医者的一个重点就是学习方法，包括博观约取、讽诵记忆、学以致用等。古代医学中的劝学思想，是基于传统文化背景的一处独特景观，其成因可从儒家传统的皴染、医学经典文本的传授策略等寻找启示。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古代中国的环境法学研究影响性因素实证分析

　　“劝学”一词，古已有之。《四库全书总目》评介荀子的着作云：“况之着书，主于明周孔之教，崇礼而劝学[1]。”从词的构成方式来说，“劝学”是合成词，“劝”指劝说，勉励，“学”指学习，合在一起，表示劝勉他人学习之意。中国古代医学劝勉学医者重视学问，往往目标是指向“医道”，在行医活动中践行士人的道德修养、政治理想。

1、中国古代医学劝学的现象及特点。

　　中国古代医学中的劝学思想，源头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黄帝内经》认识到人的生命至关重要，“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与此关涉的医学知识与技术应当慎重，因而告诫学医者“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习医和医道密不可分，只有具备天文地理人事等领域的广博知识，才能阐明医学原理，长久传播医学思想。

　　与医道相关，古代医学中关于劝学思想的论述不断丰富。汉代张仲景回顾《伤寒杂病论》的成书过程，在该书序言中以“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八字总括，主张医者应当在不断地在学习中领会医学的精义，提高医疗技术。魏晋隋唐时期，以孙思邈为代表，“大医精诚”“大医习业”等篇目围绕着“大医”的品格塑造，对“医以载道”的理解也就规定了学医者全面的学习范围。宋金元时期医学大家辈出，劝勉学医者重视学问成为了医家的普遍共识，并发展成为学医的题中之义。王珪云：博览群书，深明本草，皆医之事，非医之道”，如果说宋金元之前的熟谙文化知识是通向形而上“医之道”的必由之路，此处则已经下降到“医之事”的位置，只不过是行医的必要条件。

　　古代医学发展的过程中，知识学习是指向学医者的行医能力，还是指向传播医道，看似分离对立，实则统一于中国古代独特的政教传统。“文以载道”诗文承载了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格涵养和政治理想，古代医家中流传着“原诊以知政”的观点，以政治担当加身于医家诊治。这就不难理解，明清医家推崇“医道”以儒家思想中的为学目标和为学路线比附，在初学医者的知识结构中即已成为背景的知识。李极的《医学入门》在清代至少重刻13次，是入门医学书的模板。在“习医规格”中，李氏将儒家典籍作为必修课“每早对《先天图》静坐，玩读《孝经》《论语》《国小》；大有资力者，次及全部《四书》《易》及《书经》《洪范》《无逸》《尧典》。盖医出于儒，非读书明理，终是庸俗昏昧，不能疏通变化……及其行持，尤不可无定规，每五鼓清心静坐，及早起仍玩儒书一二，以雪心源。”“四书”“五经”等原本是传统儒家学子的学习考试内容成为了学医者的“正法”。在此，习医活动关联两端，既是掌握医学学科基本理论框架的内在要求，又是实践至高至深“道”的外在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