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沁园春·雪》词无可回避的是有“王者气派”的，但不完全等同于传统意义的“封建帝王的霸气”，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毛泽东《沁园春·雪》。

　　毛泽东《沁园春·雪》一词，被柳亚子先生定评为“看千古词人共折腰”后，在气度、韵致、境界上的认同几无异辞，但就词的表达倾向和字句解读方面，长期以来却存在一定分歧。《名作欣赏》杂志二↑∪年第六期刊出的广西大学教授唐韧先生的《一“惜”应重千钧——新读〈沁园春·雪〉兼谈两种误读》一文，就声言要在所谓“外语境”(唐教授指“时代背景”或文章上下文语境等)的传统分析之外，运用语用学(一九七七年才在世界获资格的新学科)的新“语境理论”，对《雪》词进行“文化语境”(唐教授定义为：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与性格等)和“语体语境”(唐教授指口语与书面语的不同类别)的检讨，以期达于“理解的细致和准确”。这种努力的价值与意义毋庸费言，但唐教授由“语境”分析所强调的“两种误读”却非但没有使理解趋于“细致与准确”，反而使理解变得更粗糙与模糊了。当我们沿着唐教授的“文化语境”、“语体语境”的基本要求分析《雪》词时，“误读”《雪》词的又似乎正是唐教授自己了。

一、从“文化语境”谈《沁园春·雪》有无“帝王霸气”

　　唐教授从“诞生语境”角度提出《雪》词的“误读一：封建帝王的‘霸气’”，意思是一九四九年十月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吟《雪》词，说有“帝王霸气”尚可，而在一九三六年红军最困难无立足时，竟“‘惜’中国历史上五位最著名的开国君主!更是一怪”，若有“帝王霸气”便属“不自量力”云云。但随着毛泽东时代渐去渐远，我们有了更客观一些而非“避伟人讳”式的，认识毛泽东诗词的历史条件了。所以若从“文化语境”角度谈毛泽东诗词有无“帝王霸气”问题，其观察点，恰恰不应孤立在唐教授所强调的一九三六年二月和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而应把眼光放到一九三六年之前，毛泽东的基本理念、性格的形成之初，因为《沁园春·雪》是典型的史论词，与苏轼的《念奴娇·大江东去》和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等类似，不可能一夜挥就，而须是长期思考与积淀的产物。

　　从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与性格角度讲，孔老夫子一方面教会中国人“学而优则仕”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用世理想，一方面又告诫中国人要坚守“仁义礼智信”、要保持“克己复礼”的安分态度，所以在我国文学传统中，想追慕古代的治世贤臣而有所作为，大家拍手称快，而妄图有“帝王”的非分之想，则人人瞠目，所以毛泽东有话“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从屈原的“路漫漫而上下求索”，到李白的“海县清一，寰区大定”、杜甫的“致君尧舜，再醇风俗”，以及苏轼的“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都是传统意识笼罩下的国人最大气的文学表达了，至于陈涉耕田而言“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黄巢落第而誓“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及《水浒》宋江被囚而题“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则明显有大逆不道之味，所以司马迁激情地“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到韩愈即变成“物不平则鸣”的物类相推的静心解说了。所谓“帝王”之心，在传统中国是文人所不可奢望亦不能奢望的，但随着溥仪的退位、袁世凯的破灭，到了“辛亥”“五四”前后皇帝实际的不存，个人主宰一切的呼声便日益高涨起来，陈独秀提出“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李大钊指责“孔子所谓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鲁迅更是冷静地拈出中国人的劣根在“想做奴隶和做稳奴隶”等等。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毛泽东的表达更是充分，他在一九一三年的听课笔记《讲堂录》中记有“人之为人，以圣贤为祈响”、“帝王，一代之帝王，圣贤，百代之帝王”的语录，并放言“个人有无上之价值，个人有百般之价值”，一九一五年九月六日他致信肖子升说：“一朝代之久，欲振其纲而挈其目，莫妙觅其巨夫伟人，巨夫伟人为一朝代之代表，将其前后当身之迹，一一求之至彻，于是而观一代，皆此代表之人附属品矣。”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日致信黎锦熙：“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把孔孟奉为“圣人”而对“四书五经”微言大义的封建士大夫何敢出此言论?这些观念转化成文学诗语，就是一九一八年的“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和一九二五年的“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沁园春·长沙》)等“帝王气”或说得雅一点是“雄视天下气”十足的名句，“帝王霸气”不是指一种身份，而是指一种气质、气息，毛泽东若始终没有这气质，那“韶山冲不会走出这个大人物”了。这就无怪乎据说《西江月·井冈山》是鲁迅先生读过的惟一的毛词，读后先生认为毛泽东“有山大王气”;柳亚子先生一九二六年仅见毛泽东一面，一九二九年就作诗言：“人间毁誉元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自注：“支那两列宁，指孙中山、毛润之!”唐韧教授断言：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在陕北的雪野荒山中，“‘惜’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五位皇帝是自不量力”，认为这时说毛泽东有“帝王霸气”很不公平，其认识显然是忘记了“文化语境”的幼稚结论。其实文学的“帝王气”，是一种超越传统文人文化的“贤臣”意识的大气，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又是唐韧教授等面对毛泽东这样的伟人所难以接受的，为帝王避讳和为伟人避讳，是不同时代的普通中国文人的一种意味复杂的“集体无意识”，传统文人们欣赏柳永那针对皇帝嘲弄而回敬一句“奉旨填词柳三变”式的奴性下的傲气，而对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就感到意难所及了，由此认识《沁园春·雪》词时拘谨的“小家子气”便不能不使其露出捉襟见肘的内囊来。

　　《沁园春·雪》词无可回避的是有“王者气派”的，但不完全等同于传统意义的“封建帝王的霸气”，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要求自己“学文要古，谈理要新”、“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的治学理念，和“圣贤百代之帝王”的追求意识，使毛泽东重视发挥“个人价值”的“霸气”，在观念上是远远超越了词中的秦皇等五人的，非“封建”两字或东西文化的简单对立所能涵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陈晋先生在《我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一文中说：“毛泽东是天然的现代型，是最时髦的人。他的眼光，他的追求，他的创造，都是往前看的。”陈晋得出几条结论说：毛泽东追求民主、平等;在最深刻地接触儒学之后才反儒的;要做圣贤而对豪杰不以为然;不喜欢中国人的调和、中庸，而喜欢鲜明表达和挑战;他的思维方法是中西合璧的。由此《沁园春·雪》才显示出毛泽东因认识的超前而展示为表达的自信，否则便不能不有唐韧教授的“偏安穷山沟”却还“惜五君”的“怪”疑了，当然唐教授不知道毛泽东早年在德国哲学家泡尔生“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的话后批下“至彻之言、至真之语”的眉白!

　　关于《沁园春·雪》词的气派的认识，我们今天许多人的理解确实不及柳亚子先生，所以唐韧教授有“封建帝王霸气的误读”的观点是可以原谅的。一九四五年柳亚子先生向毛泽东索要《长征》诗，毛泽东却意外地送他一首《沁园春·雪》词，柳先生读后惊叹为“大作大作”，即落言定评曰：“展读之余，叹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未能抗手”，并急切拿到当时住重庆的《新华日报》编辑部要求发表，但《新华日报》的态度让柳先生极为不满，他后来记到：“中共诸子，禁余流播，讳莫如深”，原因是“词因类似帝王口吻，虑为意者攻讦之资”，可见不要说蒋xx及其御用文人，就是所谓“中共诸子”亦读出了类似“帝王”的口吻的弦外音，唐韧教授却偏要辩明“帝王霸气”为“误读”!更让人感到大胆的是唐韧教授的“误读二”，竟然指出的是“蒋xx的误读”，唐韧教授的意思是蒋xx读出毛泽东野心勃勃要夺天下和毛泽东看不起我蒋某，这是蒋xx的误读。作为毛泽东的直接对手，恐怕没有人比蒋xx更了解毛泽东了，五次“围剿”都围不死毛泽东，简直让蒋xx寝食不安，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又让他被迫抗日，一九四五年“重庆谈判”也没安排毛泽东发表诗词，但《雪》词却轰传山城，词的政治意义在当时远大于文学意义，而唐教授却还要蒋xx不要误读出毛泽东词对“江山”“天下”的认识，这是不是有些太不人道了?唐教授言下要求蒋xx冷静下来，从文学角度欣赏一下《沁园春·雪》词，这恐怕真有些“天方夜谭”的味道了!所谓“蒋xx的误读”的滑稽性倒让我们读出唐教授文气十足的可爱。柳亚子先生对“帝王口吻”的认同是比“中共诸子”更接近毛泽东的，亚子先生说：“实则小节出入，何妨日月之明”，并揣测毛泽东的心思：“余意润之豁达大度，决不以此自谦，否则又何必写与于我哉。情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恩来殆犹不免郐以下之讥欤。”在一九四五年周恩来等尚怕毛泽东词会被人“误读”“攻讦”，况他人乎?但柳亚子在“豪杰不拘小节”的落拓气方面更理解了毛泽东，所以他执意要发表《雪》词，以至于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一九五∧旯埠凸刚刚建立之际，便急于把柳亚子先生引为诗人同道而进行诗词唱和。

　　有“帝王口吻”本无损于毛泽东的形象，这一点柳亚子先生也认识得非常豁达，所以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王若飞收集了当时正反两方面的和词，寄给毛泽东，毛看后转给王若飞的舅舅黄齐生并附信言：“若飞寄来报载诸件附上一阅，阅后乞退还，其中国民政府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毛泽东式的“轻蔑口吻”让蒋xx无论怎么读《沁园春·雪》词都是吃不消、兜不住的，他岂敢有半点“误读”的机会和条件?除非他不是与毛泽东做对手的蒋某人。在诗人的精神和气质上，与毛泽东接近的恰恰不是周恩来、陈毅、臧克家等，而是柳亚子、郭沫若，但郭解毛词太政治了，柳则更民间、更客观些，且个性也更轻狂无忌，他以“无冕皇帝”的文人姿态，欣赏毛泽东的洒脱的“帝王气派”，他曾对毛泽东诗言：“瑜亮同时君与我，中山卡尔愿略同。”柳亚子自比孙中山，但无人理会，因为他是纯诗人，而毛泽东只稍稍“惜”了“惜”五位帝王，却轰然作鸣，因为毛兼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