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秦观诗文在北宋时期颇负盛名，尤其是秦诗比起其词作来不仅题材和内容方面更为开阔，其艺术表现也体现了不同于同时代诗人诗作的特点。

　　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宋哲宗亲政，新党重新上台，开始打压旧党，北宋朝廷党争再次兴起。苏轼在党争中败落，被贬到惠州，而时任国史院编修的秦观，因为和苏轼交游唱和甚多，因而被认为是“影附苏轼”，坐党籍，出为杭州通判。四月，又因监察御史刘拯的告他增损神宗实录，道贬处州监酒税。绍圣三年春，因两浙运使胡宗哲罗织罪名，秦观被削秩徙郴州。绍圣四年春二月，秦观奉诏编管横州。元符元年夏四月，自郴州移永州。九月，自横州谪雷州。元符三年二月，奉诏移英州，行至滕州光华亭，溘然长逝，享年五十二岁。也就是说，从公元1094年被贬到1100年在滕州去世期间，秦观“七年投炎荒，日与山鬼邻”，一路被贬，直到当时最蛮荒的地方——雷州半岛，与被贬琼州的苏轼隔海相望，这段时期被称为秦观的贬谪时期。

　　中国古代的官员贬谪都是从政治中心往地处偏僻的蛮荒之地贬，秦观亦复如是。但虽然谪居生活落魄了点，旅途生活劳苦了点，贬谪时期的秦观在文学领域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在诗歌领域，后人对他这一时期诗歌作品的看法和评价与对他之前的作品迥然不同。对于被贬之前的作品，后人主要注重其中所表现出的婉约清丽的特点，早在秦观在世之时就已经有这种倾向，例如在元祐七年，秦观写了《西城宴集》诗，苏轼就从其中摘出“簾幕千家锦绣垂”一句，讥之为小石调，小石调就是旖旎靡靡之音;王安石在给苏轼的信中也说秦观的诗“清新妩丽，鲍谢似之”。到了南宋，敖陶孙在《臞翁诗评》中批评道“秦少游如时女步春，终伤婉弱”，此类评论中间影响最大的还是元好问在《论诗绝句》第二十四首说的“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此说法在几百年间口耳相传，遂成定论。在论及后期的作品时，婉约清丽自然少不了，但论者从中看出了一个与之前脂粉气十足不同的秦观，或者说看到了秦观性格中严重高古沉郁豪放的一面，而这一性格也很好地反映在其作品之中，吕本中在《吕氏童蒙诗训》中评论到“少游过岭后诗，严重高古，与旧作不同”，朱绍昌在《舟泊海棠桥怀秦太虚》中说他此时“谪客新词有古风”，冯煦在《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中谈到“少游以绝尘之才，早与胜流，不可一世;而一谪南荒，遽丧灵宝···予于少游之词亦云：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评论表面上看只适用于词，但联想到秦观的主要作品是词因而评论家可能以词来代替整个文学创作，另外评论家认为秦观“诗似小词”，因而也基本上用词的观点去看诗，我们就可以把这些论断加在诗歌之上。无论是“严重高古”、“有古风”，还是词才词心之论，都说明了一个事实：秦观贬谪时期的诗歌与前期确有不同——后期作品在继承和发展了一贯的淡雅清丽和凄凉酸楚的基础上，更是形成了一种秦观特有的高古豪放，正是这种凄凉和豪放的交织，构成了秦观贬谪时期诗歌作品的艺术魅力和文学价值，奠定了其贬谪时期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