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紧迫而重要的课题，感觉敏锐的作家总是能及时嗅到时代的气息，将其渗透到自己对时代、社会的感受与思考中，并及时反映在作品里。秦岭、苏童和莫言这三位来自不同地域，具有不同知识文化背景和人生经历的作家，以其敏锐的感受力将其创作的笔触伸向社会转型期农村农民的现实生活，以表现特定的生存环境里尖锐深刻的思想矛盾。作为表现“三农”问题的重要作品，秦岭的《弃婴》、苏童的《拾婴记》和莫言的《弃婴》具有明显的共同特征，他们共同拓展了艺术表现真实生活的空间，可以称得上是“弃婴三部曲”。特别是这三部短篇小说都是以“婴儿”为主题意象，对当代社会各阶层的人进行了人性、灵魂、道德、情感上的深入开掘。所谓主题意象是指作为一种中心象征能与作品的主题发生紧密联系的意象。作家把自己意欲表达的寓意寄寓在主题意象中，让它透射出作品的基本意旨。“婴儿”作为这三部小说构思的核心贯穿故事发展的始终，因为蕴含多个意义而上升为主题意象。

　　一、“婴儿”意象的设置方式

　　“婴儿”这个意象在三位作家的作品中赫然醒目，这种设置方式寄托了三位作家不同的意念情思，其意象的设置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在题目中设置“婴儿”意象。题目是一部作品中作者最集中、最凝练表达主要信息的部分，它引导读者准确地理解作品，正确评价其中的人物。秦岭、苏童和莫言这三位小说家不约而同地将“婴儿”这个意象安置在题目中，强化了作品的象征意味。“婴儿”这个意象在小说中不仅具有一般性的个别意义，而且带有对人性、生命、生存等思考的普遍意义。这就是作品题目本身呈现出以明确意义为轴心的和谐复义效果状态。“婴儿”这个意象在题目中的出现，不仅揭示了文本的写作重点，更由这个意象发出对当代社会人生存状态、生存命运以及人性的关注，具有值得深思的意味。

　　(二)以“婴儿”为意象串联整个故事，将人物与故事巧妙地编织在一起。秦岭的《弃婴》主要以明、暗、隐三条线编织“婴儿”的命运，明线是依次出场的同行的四个路人、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一男一女的两个年轻人、几个民工，他们对婴儿纷纷表现出不同的态度。暗线是芍药和球儿这对农民夫妇对婴儿出生前的企盼、出生中的喜悦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隐线是反复写到的老杨家的女儿用“三陪”换来“威风凛冽的大骡子”。这三条线都是以“婴儿”为线索展开的，三条线索相互交织、相互搭配，极大突出了“婴儿”无处遁逃的悲剧命运，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突出了小说的现实批判力量。苏童的《拾婴记》则是一个“击鼓传花”式的故事。文本中出现了了罗庆丰、卢杏仙、罗庆来、李刘奶奶、幼儿园阿姨、张胜夫妇、老年等一系列与婴儿发生关系的人，这些人物的出现时以“婴儿”为线索，通过与相关人物发生的相关关系表现人性的冷漠。最后魔幻的一笔有力地推动了小说的叙述情节发展，这种艺术虚构是合乎生活逻辑的。而莫言的《弃婴》则是以葵花地为叙述背景，以我捡到婴儿为叙述主线，通过父母、妻子、女儿和政府工作人员面对这个被遗弃“婴儿”的表现构思全文，文本中的“我”以低沉、抑郁的叙述基调表现个人的无奈与感伤。

　　(三)通过对“婴儿”意象的反复强调使其转化为包裹着作者思想意念的象征性意象。沃伦认为，象征“具有重复与持续的意义。一个意象可以被转化成隐喻一次，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变成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象征(或神话)系统的部分。”[1]由此可以看出，在文本中作者不断使意象反复出现正是将所要表达的思考、体验和感悟寄寓其中以唤起读者的认识。婴儿作为三部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意象，是连接作家与读者之间展开丰富多彩的心灵对话与交流的桥梁。苏童的《拾婴记》中“婴儿”与“羊”是具有相互对照关系的，“婴儿”如同“羊”一般沉默在文本中不断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婴儿”在这段被遗弃的旅行中面对形形色色人始终保持沉默，直到最后发出凄惨的哭声，苏童以一种轻松带有调侃意味的笔触对“婴儿”反复着墨，这个“婴儿”的象征意味似乎更加浓烈了，它象征了一种普遍的冷酷而残缺的人性，是对人性的高度审视和思考。与苏童的手法相类似，莫言在文本中多次出现“婴儿”这个意象，这种反复同样在写出对现实人性所表现出来的荒谬，只是将造成这种人性恶的根源追溯到几千年以来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在秦岭《弃婴》这部作品中，“婴儿”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到作品人物丰富的活动中，但“婴儿”对应着作品中的“娃儿”反复强调反复出现，故事情节的发展和推进都是围绕这个“婴儿”展开，主人公球儿和芍药对待这个不健全婴儿所显现出来的软弱无力与厌世悲观，路人面对婴儿所表现出来的同情与怜悯，作者在不断反复的强调中使婴儿富有了明显的象征意义，这里的“婴儿”象征着令人无奈而残酷的现实，这种残酷的现实产生了一种悲剧效果让读者读出一种痛苦与酸涩，这种象征意味似乎超越了人性而延伸到更加广泛的社会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