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系列

　　《红高粱》系列作品是写抗战生活的，按过去评论的套话说，是在激烈、尖锐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背景中写人的，然而作者并不囿于传统的社会观，而是从世界的本体去看人的本体，以比社会集团属性更宏博的眼光去审视抗战中的各色人等。作为作品主角的余占鳌，在日本人面前，他属于中华民族，在更多的时候，他则属于他自己。他的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与其说是抗击侵略、打击对手，不如说是维护人性，显示人格。如用传统的理性观念辨识余占鳌，他只能是一个十足的土匪头子。而莫言并没有循规蹈矩，他诉诸于感性看人，写人，从而剥开罩着人物本体的层层外衣，描其真相，抓其灵魂，使余占鳌用自己的心性表现自己的刚正与好强，果敢而残忍，高尚与卑劣，从而刻画出一个站在抗日前沿的“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这一个”。余占鳌的形象一言难尽，因为他脱出了人物理念化的固定程式。

　　其次，诉诸于感性，还使莫言实现了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僭越。《红高粱》系列作品都是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主人公的。而“我”看人的那一双眼睛，是绝对平视的、对等的，不仰视任何人，包括长者、尊者。“父亲”、“爷爷”是长辈，也是男人，“母亲”、“奶奶”是亲人，又是女人。这样的一个感性认识，便使莫言的作品冲破了莫论长者和为尊者讳的道德规范，因此，我们就看到了“爷爷”和“大奶奶”在高粱地里生机勃勃的野合，“爷爷”和“二奶奶”鬼使神差的偷情，“大奶奶”和“二奶奶”不遗余力的争风吃醋，以及大奶奶的贤良与风流，二奶奶的温柔与娇媚，爷爷的英勇与放浪……没有了尊卑高下之顾忌，作者一支笔无遮无拦，纵横驰骋，爷爷、奶奶、父亲、母亲们也磊磊落落、坦坦荡荡地显露出了他们的真像：有个性、有欲情、有优长、有缺陷，因而在情事曲折与命运坎坷中走过了作为民族的人和作为男人或女人的人的各自的一生。总之，依赖自己的感性的力量，莫言越过了那种以集体蔑视个体，以共性代替个性，以及种种掩盖人、阉割人的思想羁绊，在对于人的理解和展示上进入了自己以及当代文学创作中都不曾有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