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莫言是我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的作品《红高粱》也改编成电视剧，今天我们来看一篇莫言的访谈稿。

　　莫言：13号下午的4点半我接到中国作协领导的电话，让我立刻回北京，15号上面有重要的会议。我又反复强调和山东台的节目说好很久了，而且往后推了好几次了，今天人家可是千军万马都汇聚一处。如果我不去他们把整个计划都颠覆了。但是后来作协领导说了这个会议的重要性，也谈到铁凝此刻还在维也纳，刚刚下飞机不到半小时，她恐怕也要立刻往回赶。我想没什么好说的了，立刻回来。

　　董姝：国家总书记有没有跟您交流过什么?

　　莫言：他在整个讲话过程当中提到过我两次，后来在讲完以后，他跟每一个代表握手、寒暄。当然也跟我握手，也问到我一些创作的情况。

　　董姝：诺奖之后，您被封为中国文学界的标杆，您觉得现在您现在接地气吗?

　　莫言：应该说不如以前接地气了，因为我参加规格比较高的活动太多了。譬如经常在电视台里做节目，这个地方是不接地气的，这个地方接“电器”。

　　董姝：您现在成为很多人敬仰的很雄伟的一座“高山”。

　　莫言：高密没有山，高密最高的一座山，海拔5米。

　“其实酒是不能炸鬼子的”

　　董姝：在《红高粱》当中，我们感受到战争的悲惨、壮烈，您参军的时候没有经历过一点点枪林弹雨吗?

　　莫言：我参军是1976年，是和平年代。1977年、1978年边境战争我的一些战友参加了，我当时非常渴望能上战场，但是后来因为部队的工作性质我没有这种机会。当然军事训练还参加了一些，在新兵连里面有射击训练、投弹训练，有人认为我军事技术很差的。恰好相反，我在新兵连射击成绩是优秀的，10发子弹打了80多环。

　　董姝：谈到《红高粱》，要提到张艺谋导演的那部电影，这部电影改变了很多主创人员的命运，像巩俐、姜文、张艺谋。您觉得您的生活有变化吗?

　　莫言：我的生活没有很大的变化，尤其对我的创作心态没有影响。《红高粱》之后我知名度高了，对于出版可能更加便利一点。过去我没有名气，这部小说人家要这样、那样的修改。写了《红高粱》之后人家不让我修改了，我写什么样人家按什么样出。其它的变化我觉得一点没有，也是不对的，毕竟还是从《红高粱》拿了很多稿费，拿了稿费家里的生活就变得更加宽裕。

　　董姝：当时导演怎么找到您的?

　　莫言：他最先找到了《红高粱》的责任编辑朱伟，就是现在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他说张艺谋想把《红高粱》改编成电影。我说没问题，后来约定时间，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BB机。

　　有一些关键性的细节，张艺谋问我能不能用高粱酒就像炸弹一样炸鬼子的汽车。我说据我所知可能性不大，我们把一桶酒甩在地上不可能起火，这个细节经不起推敲。但后来他还是把酒坛子向炮弹一样撒向敌人的汽车爆炸了，观众也没有追究这个细节是否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