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从莫言身上，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开放的文艺政策为作家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为他们搭建了坚实的写作平台，这样他们才有可能创作出有世界影响的作品。

　　本文载于《南方文坛》2016年第3期。

　　论莫言小说对越南读者的感召

　　如果有某位作家受到外国读者的欢迎，那么，其中一定有很多原因。作为受到越南读者喜爱的中国作家，莫言自然也符合这个情况，本文试图对这些原因加以分析。在下文中我们将会发现，越南读者喜爱莫言，有部分原因是和中国读者、海外读者喜爱莫言一样的，也有部分原因是出于越南读者的特殊性。我们分析莫言为什么在越南会受到欢迎，不仅具有个案价值，而且也会有助于未来对其他作家的分析，也就是说，本文也试图在方法论方面做一些努力创新。

　　1、发达传媒的推动

　　如果一部作品，而且是外国文学作品，会受到读者的追捧，那么，传媒力量肯定在其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在信息时代，我们很容易感受到，传媒的作用比以往更加突出。传媒组织的活动包括了：出版、推介、广告，等等。

　　莫言作品被引进越南的时候，恰逢大众传媒蓬勃发展。由于个人、团体的推广活动，莫言作品得以迅速传播。传播，是文学作品广泛流行的首要条件。大众传媒可以制造一种“公众效应”，在广告、传播活动中，这一点非常重要。不夸张地说，不管是中国还是越南，现在都处于一个“广告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很容易感受到广告的力量。“公众效应”不仅可以刺激受众“追求时尚”的心理，而且，它也对销售商家的心理有所影响。当然，传播活动只是给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平台，使之有流行的“机会”。这个平台不能保证文学作品必然受欢迎。因为一部作品要受到读者追捧，其中有多种因素的作用，传媒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一部文学作品受欢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学批评家”的作用。很多人会谈论“文学批评家”扮演的角色。有的人觉得，他们就是发现新作品和新作家。具体到翻译文学，文学批评家的主要作用是，把一些陌生的外国作家和作品介绍到国内。另外，文学批评家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指引读者的关注方向。比如，莫言的《檀香刑》刚一出版，批评家阮克批就对这部作品做出了好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政治局的‘一流’作家莫言，仅用两部作品就驰名越南：《丰乳肥臀》(胡志明市文艺出版社，2001)、《檀香刑》(妇女出版社，2002)。他的名声甚至超越了老牌‘明星’贾平凹、张贤亮、王蒙，还有2001年诺贝尔奖得主高行健。”[1]当时就有人预言，莫言会成为第二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作家。阮克长先生是越南作家协会理事，他的著作《人多鬼多之地》曾获越南作家协会奖，他在“中部作家会议”上，谈论了当时越南文学的发展状况，之后他对同事“小声”说：“《檀香刑》是现在最值得阅读的小说。[2]”

　　我们也有必要提及诺贝尔奖。其实，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莫言在越南就已经很受欢迎了，得奖之后，自然更受欢迎。虽然，得奖是一个结果，嘉奖本身无法令完成的作品更趋完美。可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广告宣传，读者对莫言作品更加喜爱了。

　　由此可见，传媒为莫言搭建的平台有其自身的价值，它使越南作者有机会认识莫言。所以，这个因素不容小觑。

　　2. 相似文化背景的吸引

　　在接受活动中，如果读者喜欢一部作品，包括外国作品，那么深层原因之一是，读者和作品拥有“共同意识”。如果一部作品可以触及到读者深层心理中的“共同意识”，那么作品就有可能获得读者的喜爱。根据接受美学的观点，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在读者的期待视野中，有几处是作者与读者共有的。而根据精神分析的观点，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由于读者和作者在“集体无意识”之中，找到了契合点。在古代，越南和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两国都是由江河平原滋养出的农耕文化国家，自古以来就有了密切的文化交流。所以，两国人的文化意识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有相似的爱好。在过去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两国一直携手而行。由于这样的历史渊源，越南读者很容易在莫言作品中找到熟悉的感觉。

　　莫言作品中有很多元素触动了越南读者的深层意识：人在历史变迁中所经受的深重苦难，人在残酷环境中表现出的顽强活力，敢爱敢恨、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温柔慈爱的女性形象与母亲形象，人民视野中公正无私的历史审判，奇幻瑰丽的传奇故事，动人心魄的叙事艺术，等等。换言之，虽然莫言作品中的故事大都发生在高密乡，但是莫言已经把这个有迹可循的乡村，变成了抽象玄想中的文学王国。那些高密乡中的故事和人物，牵扯出一连串涉及人类整体的问题。莫言作品中，民族性和世界性圆融无碍，这使莫言作品突破了国界，成为受到世界各国读者欢迎的文学。

　　越南著名作家武氏好曾说：“我看到，很多越南读者喜欢莫言作品，这意味着，很多人真的在关心社会不公问题。中国和越南的体制类似，所以，以往的那些不公之事、恶劣之举能让中国人痛苦，同样也能让越南人感同身受。所以，包括我在内的越南读者在阅读时都会产生共鸣。”[3]

　　文学批评家范春元追忆起莫言作品刚刚进入越南之时，“虽然在莫言作品之前，在中越两国都进行改革开放的时候，一些中国的文学作品也被介绍到越南，比如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还有一系列所谓‘伤痕文学’的作品。但莫言的作品更受读者关注，并且有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读者看到，作家在作品中，呈现出了中国的现实生活、社会现状，这引起了自身的共鸣。为了回应读者，那时河内作家协会还举办了一次研讨会，收到了不少报告”[4]。

　　对于莫言作品中的人物经历的苦难，越南读者也感同身受。比如：作为母亲的苦难，即生育的艰难、没有男嗣的悲哀。再如：一系列剧烈的历史变故，波及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像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市场经济，等等。历史洪流，磅礴奔腾;人生轻渺，如同落叶。越南读者很容易理解《生死疲劳》中西门闹所受的苦难。6个劫数之5个投胎于畜生并受人劫数、驴劫数、牛劫数、狗劫数、猪劫数、猴劫数之痛苦。什么劫数也都重重苦难和悲剧及痛苦。同样，《天堂蒜薹之歌》中的农民所受的痛苦，和越南农民所受的痛苦一样。中国从封建社会到市场经济的变化，越南读者有如身临其境。同感并深刻地理解钱丁县官等的知识分子儒士层次在历史变动中的懦夫;同感并深刻地理解《十三步》、《红树林》人在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社会转变中的变坏和虚伪。

　　莫言的作品的内涵丰富，可以从多个角度解读。不同的人，不同国家的读者都对它有不同解读方式。越南读者可以从本民族文化心理的角度，来解读莫言的作品。比如，小说中的鲁氏形象，作为一个母亲，受东方西方读者的共识，那是中华民族表征倔强活力和无私高尚苍茫的母亲形象。但从这种共识出发，学者蔡荣认为：从象征意义上说，中华民族与外来势力的对抗在“妇女身体”上表现出来。“在《丰乳肥臀》中，这个外国的‘他者’，具体化为一个瑞典的传教士”，“在生儿子这个问题上，人们开始质疑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生育力。相对的，传教士轻松取得了双赢。这证明了外国男性‘他者’的优势和中国传统的脆弱无能[5]”。蔡荣先生把“妇女身体”视为祖国和民族的象征，他从这个角度强调，“妇女身体”正是东方、西方的角斗之场。”。这意味着蔡荣虽然也把妇女身体视为祖国、民族的象征，但蔡荣 又偏于那是东方和西方碰撞的地方。“作者在小说中，把‘私生子出生’和‘日军对村民的暴行’紧密联系在一起，这说明，作者把‘通奸’和‘外国人的攻击’置于同等位置：性侵有象征意义的国民身体，和军事侵略一样，是对中国主权和尊严的侵犯。 中国女性和自己的同胞性交，却没有儿子;和西方人性交，却顺利得到了子嗣”[6]。按照蔡荣先生的分析，日本大夫为双胞胎接生，又给母亲打针止血，这个人物形象也有象征意义。如果说，瑞典传教士帮她有了子嗣，那么，日本大夫则帮她获取了新生。而瑞典传教士和日本大夫都代表着外来势力。这一系列的情节，更加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受辱感、自卑感：自己不能生育子嗣，甚至要把子嗣的生死交在日本军的手里。

　　蔡荣先生的分析，给我们一个启发：小说中的情节，一方面表达了中华民族的受辱，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中华民族的出路。想要发展，必须和其他国家交流，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自我封闭是没有前途的，开放是唯一的出路。当然，开放与接纳也可能导致很多复杂的问题，金童这个形象正体现了这种复杂纠结。当然，蔡荣先生的分析无法代表所有海外学者的研究，但它从一个角度体现出，西方学者侧重于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的研究。

　　西方学者的这些研究倾向，越南学者几乎没有关注过。越南读者同样也会把“母亲”形象理解为中华民族，但他们大都认为，“母亲”是一个高尚的象征，变现了生育之美、顽强活力。在越南读者的眼中，“母亲”也表现出对传统的抗争，她所受的苦难让人同情。如何理解“母亲”这个文学形象?文学批评家范春元的看法，可以作为越南读者观点的代表：“首先，鲁氏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妇女，但是她不愿服从传统的女德、价值观。她的性生活、怀孕、生育等种种行为，都是对传统社会的反叛与挑战。在这个暂时成为风俗习惯的方面，鲁氏值得成为一位伟大的母亲。鲁氏的孩子身份不一。他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也正是中国经历时代巨变的时候。外部势力和各种政治力量往来角逐，高密乡和上官家都经历了很多变迁和悲剧。上官家的孩子们，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形成了不同的生活习惯，甚至有的在艰难的人生道路上半途死去。有时候，他们的人生理想、政治立场冲突甚至敌对，但母亲鲁氏永远是他们唯一的依靠和慰藉。鲁氏不仅是一个普通的女性，她还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也象征着痛苦却又伟大的中国。伟大和痛苦像扶摇吹过辽阔的中国大地，使妇女身份鲁氏致死还不安”[7]。越南读者敬佩为了孩子而牺牲自己一切的母亲，他们因这样的角色而感动，同时感服一位为了孩子能牺牲本身所有的母亲，尤其是对在文革运动中一位母亲为了想有豆子做粥给孩子吃而吞豆子回家就把豆子吐出来的行为感到震撼。越南读者从这个视角看到的莫言，是一位充满人文关怀的作家。所以，《丰乳肥臀》在中国饱受争议，但是在越南一经面世就获得满堂喝彩。

　　总之，以上所讨论的文化因素，是在中国人身上体现出来的，但又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因此，它们也容易被越南读者接受。对于这个问题，陈黎花筝学者认为：“莫言和鲁迅有一些相似之处，他们都试图刻画出在历史动荡之中失望迷茫的中国人形象。正是这种尝试，使莫言变得伟大。他们所描绘的那些中国人，被抛弃被埋没，甚至不如蚊子。蚊子尚且有自己的武器，而那些中国人则是完全被动地在历史大潮中沉默。他们只能忍受，倔强地生活。人们就是因此而喜欢莫言的作品。”[8]

　　越南读者喜爱莫言作品，还有一个原因：越南人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喜爱是一以贯之的，这种热情，自然地延续到莫言身上。从很早开始，越南读者就熟悉并且喜爱中国古典文学，在古代越南，中国文学作品被视为典范和模范的对象。到了20世纪初，越南被法国殖民者统治，中国文化在越南不再像以前那样处于独尊地位，但是，越南读者仍然很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热度从未消减。王红显有一本专著《看中国小说之趣》，讨论了这一现象。固然，莫言受西方现代文学思想很大影响，但是，他也继承了中国古典叙事的传统。比如，明清小说的叙事形式，尤其是《聊斋》式的玄幻色彩。这种既传统又现代的叙事方式，对越南读者产生了很大吸引力。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历史文化的相似有助于文学的传播与接受。那就是小说《檀香刑》。这部小说也受越南读者欢迎。越南也经历过长期的封建统治，历史上也曾有过很多与小说人物类似的儒生、知识分子、农民起义英雄、刽子手，等等。而且越南历史上也曾有过残酷的刑罚，所以，越南读者很容易接受这部充满民间文化色彩的小说。刘江凯指出，《檀香刑》被翻译成西方语言的次数不多，而且西方读者也不怎么喜欢，其中的原因可能就是中西文化的差异。[9]

　　如前文所述，莫言是行走于精英与大众之间的作家。所以他的作品不仅受文学研究者的喜爱，而且也能吸引大众读者。越南读者能够接受莫言的另一个原因是，莫言讲述的是曲折的故事，但是，使用的是淳朴的语言，而非形而上的、抽象的话语。

　　按照接受心理学的观点，读者不会接受他们完全陌生的东西，能够深深打动读者的文本，一定是触及到了他们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莫言的作品很能够唤起越南读者的共情，甚至如陈庭献先生所说，翻译莫言的作品，就好像是在讲说家庭琐事。莫言作品能得到越南读者的喜爱，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莫言作品能够引起他们的共情与共鸣。

　　3.不同的视角、独特的笔法

　　在上一部分中，我们谈了共同点、相似性、合“口味”。在这一部分中，我们打算逆转视角，来谈“陌生感”。具体说，我们想讨论一下越南读者的“潜在需求”。也就是说，他们渴求一些阅读文本，可是越南国内的作家暂时无法提供，或者资源稀缺，所以莫言的出现，理所当然地使这些读者获得了满足。在莫言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历史、现实的不同看法，也能感受到他另类、独到的艺术笔法，这些也是莫言作品能吸引越南读者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