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在诗中提及很多隐士高人，他是借助这些隐士的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渴望建功立业之情，隐中求仕。下面一起来看下!

　　孟浩然作为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往往也被称为“隐逸诗人”。他主要生活在唐玄宗统治的开元盛世，按理说是“生逢盛世遇上明主”，却布衣终生，这确实让人慨叹。本文着眼于孟浩然诗作中提到的隐士形象，试图通过分析这些形象来探究孟浩然仕与隐之心态。

　一、孟浩然仕与隐之探究

　　孟浩然向来以隐士闻名，其原因之一便是他有不少诗篇表达出了对隐逸的向往追求。《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中提到隐士的名称“杂乱分歧，颇不一致，比较主要的有隐士、高士、处士、逸士、幽人、高人、处人、逸民、逸民、隐者、隐君子等十一种”[1]。孟诗中提到的隐士有着共同的特征：这些人或任情不羁，傲然独特;或登山采药，养生服食;或避世不仕，浪迹山水;这些隐士品德高尚，超然于世外，无意于仕途，且都有被荐入朝做官之机会，但他们都一一谢绝，足见其高风亮节。

　　孟浩然在仰慕这些隐士隐居不仕的同时，也感叹自己的遭遇，“回瞻魏阙路，空复子牟心”[2](《初下浙江舟中口号》)、“枳棘君尚栖，匏瓜吾岂系”(《将适天台留别临海李主簿》)、“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圣主贤为宝，君何隐遁栖”(《久滞越中，贻谢南池、会稽贺少府》)、 “壮图竟未立，斑白恨吾衰”(《家园卧疾毕太祝相寻》)，这些都表现了他对入仕的向往和怀才不遇的遗憾，他在追慕隐士之品行的同时，也在哀叹自己的命运，生逢盛世却报国无门，只好写些诗章来宣泄自己的郁闷情怀。

　　另外，在孟浩然诗篇中，亦出现了另外一类人物，包括屈原和贾谊，孟浩然在为屈贾掬一把同情泪的同时，也是在诉说自己空有一番抱负，却碌碌无为。从这可以看出，孟浩然的内心并非是平静的，而是透露着一种不为君主所用的心痛，他和其他封建文人一样，怀着一颗热切的济世之心。当诗人将其心灵活动转化为语言，诉之于读者时，笔下的意象和主观感情便非常浓烈。

　　正所谓“言为心声”，孟浩然的隐居绝不是为隐居而隐居，而是一种蓄势待发。在孟诗中多次提到的“羊公”指的是西晋名将羊祜，“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终日不倦。尝慨然叹息，顾谓从事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圣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没无闻，使人伤悲’”。孟浩然诗歌中有五首诗提到了他，试想，如果孟浩然真是一位隐士，他会在意湮灭无闻的结果吗?再看另一位名士――“山公”，他也是位任情不羁之人，“简每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辄醉”。孟浩然在他的诗里多次提及这两人，一是他们都曾在襄阳停留过而且为襄阳做过贡献;二是孟浩然本身胸怀远大志向，他希望自己能像先贤那样为襄阳出一份力。鲁迅先生说：“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

　　葛晓音在《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中提出隐居分朝隐和待时而隐两种，朝隐即半官半隐，待时之隐则包括两类，一类是释谒之前为入仕做准备，一类是在得第之后等候选官或罢官之后待时再选。孟浩然入京应举前隐居襄阳则属于为入仕作准备，正如陈贻�先生所说，“‘隐居’有它的传统，有它的内容，然而他的‘隐居’，除了上面所说的在为应试作准备外，本身也有着积极的入世意义。这是一种姿态，一种方式，以前的‘竹林七贤’这样，以后的‘竹溪六逸’也这样。”[6]孟浩然用世的心情是殷切的。隐居待时，一出即为王者师，这是许多文人的梦想。前期的孟浩然心怀壮志和希望，把隐逸视为出仕的预备阶段，后期的孟浩然则心存政治上失意的苦闷，把隐逸当作慰藉自己的一种方法。

　　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曰：“山南采访使太守昌黎朝宗，谓浩然闲深诗律，置诸周行，必咏穆如之颂，因入秦，与偕行，先扬于朝，约曰引谒。后期，浩然斥曰： ‘业已饮矣，身行乐耳，逞恤其他。’遂毕久不赴，由是闻罢。既而浩然不之悔也，其好学忘名如此。”[7]后人往往认为孟浩然清高自赏，认为其乃真隐士。事实上“好乐忘名”的背后，隐藏着深沉的悲哀，那是对封建统治者的彻底失望。

　　因此，孟浩然虽然在诗作中提及很多隐士形象，但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入仕之心。在其两百六十多首诗里表现求仕愿望的有近五十首，如“俱怀鸿鹄志，昔有心”(《洗然弟竹亭》)，“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洞庭湖赠张丞相》)。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孟氏处于仕隐两难的境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