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出国前，接到好几家出版社约稿，都是叫我从旧文中“随便选选”，弄成一个本子，凑在某某“丛书”里。小子何德，竟蒙如此恩待，于是唯唯诺诺，马上动手。先立一个或几个主题，分若干小辑，这几篇给甲社，那几篇给乙社，五本“自选集”模样的东西顷刻告成，眼前就浮现了它们将同时推出的壮观场面，而且读者若干，稿费几何——这么一想，不免志得意满，虽然有一件似乎不太稳妥的事在脑子里一闪，也迅速掐灭了。

　　一年后拿到新书五本，略微一翻，才明白当初在脑子里一闪而过的是什么，丝毫高兴不起来了：不少文章选重复了。其实，即使为了凑字数，也无须那样猴急，抽掉几篇，厚薄也相宜了。总还是过于自爱，希望自己的大作让更多的人看到罢，但结果不仅对不起读者，也害了自己的大作。

　　有一位朋友，每天早上对着镜子自批脸颊四次(一边两次)，这才“定定心心”开始一天的工作。我这篇文章，要谈鲁迅在1932年底编辑、次年3月由天马书店出版的《自选集》，却先说了一通自己的鸡毛蒜皮事情，倒并非受这位朋友影响，实在只是想借这机会，谈图书出版与现代文学史的一个现象。

　　中国现代高产作家，恐怕只有鲁迅一人自觉按照编年方式整理著作，由此避免小说、散文、杂文作品重出于不同的单行本。这是作者之福，读者之福。其他作家如周作人——更不要说当代的我辈——就很惨了，虽是“自编文集”，也缭乱不堪。笔者因为犯过这错误，所以悔愧至深。

　　不记得是竹内好还是木山英雄曾经说过，鲁迅一生都在撰写《鲁迅全集》，意识是说，逐年编辑自己的作品的习惯，预先确定了他写下的片言只语在未来的“全集”中的位置，而这也足以使《全集》之外任何自己或别人的选本，都无害其著作体系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