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作家与比较文学结缘的，鲁迅是极为重要的一人，受西方哲学、文学的影响，他不但从中外文化比较入手提出了自己的基本思想，而且始终以比较的眼光看待各种文化现象以及自己所从事的各种文化活动如创作、翻译、批评与研究等。

　　1、西方哲学对鲁迅的影响

　　1902年，鲁迅留学日本，作为“西学东渐”的中转站，日本也是中国有志之士探求救国救民真理，开展进步革命活动的“自由港”。日本的七年求学生活使鲁迅广泛接触西方的哲学与文学，形成了他以文学救国的思想。对于西方文化鲁迅奉行的是著名的“拿来主义”原则，在进化论中他接受了历史发展的观点，而摒弃了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从而保持了一个思想家的自主与独立。更重要的是鲁迅将自己接受的哲学思想转化为实践，在进化论“青年必胜过老年”的观点影响下，几十年如一日的支持青年的进步，真正做到了“俯首甘为孺子牛”。可以说进化论对鲁迅的影响是任何一种思想学说都无法比拟的，它不仅成为鲁迅世界观的基础，而且为他的中外文化比较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

　　2、西方文学对鲁迅创作的影响

　　鲁迅非常重视文学比较，对世界文学的介绍、摄取与融化，是鲁迅文学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形成鲁迅独特的思想、文化素质的重要因素。《摩罗诗力说》与《文化偏至论》是鲁迅介绍、评价外国文学作家、作品的重要论文，也是中国近代比较系统的评价西方文艺思潮的论著，他认为“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一个民族能否获得文化上的自觉，关键在于能否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反观自身。地域的阻隔，农业文明造就的封闭环境使中国人一直以文明古国而自诩，在对西方文明缺乏了解的情况下，盲目自大；在被西方列强的枪炮攻破了国门之后又一味的妄自菲薄。鲁迅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在总体上是一个普遍进化的过程，也是各种文化竞争、优胜劣汰的过程，近代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失败不仅仅是军事、政治、经济的失败，也是文化竞争的失败。它表明中国文化本身存在着某些缺陷，不仅仅是器物制度上的，更主要是在人的精神层面，即国民精神。据许寿裳回忆，1902年鲁迅在日本弘文书院读书时，就常常与他讨论“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最缺乏的是什么？”“原因何在？”等问题。他们一致认为中国人缺乏的是“诚”和“爱”，后来又将劣根性归结为“瞒和骗”“卑怯”。认为“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徐旭生与鲁迅讨论时认为中国人最大的毛病是听天由命与中庸，大约是惰性的缘故。鲁迅回答说“这不是由于惰性，是由于卑怯性。”“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自我安慰。倘他有了权力别人奈何他不得时，则凶残横恣，宛然如一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对国民性的批判在创作中是揭示了国人精神的贫弱、人格的萎缩，最显著的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阿Q正传》是最早被介绍到世界去的中国现代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伟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