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城八道湾十一号曾经是“周三人”兄弟(周树人即鲁迅、周作人、周建人)奉母亲鲁老太太一大家子合住的大宅门。当1919年12月鲁迅胜利地将全家老小迁入之初，情绪极其高涨，在稍后的第一个除夕之夜，郑重地在此主持祭祖典礼，兴高采烈地为孩子们燃放花炮。这时作为长子的鲁迅如释重负。按中国传统，父亲不在了长子就是家长;家长权力最大，责任也最重。中国人又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主要的责任在于家长。

　　在理论上鲁迅早就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他说自己在赴日本留学之前即已“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等到新文化运动起来，更写下了《狂人日记》，“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但理论好谈，思想也还比较好变，而感情则难改，具体事情一旦落到了自己家里，到自己身上，传统的力量就大得惊人。鲁迅在思想上对旧文化大造其反，而在实际生活中，却仍然躬行传统的孝道，讲究“修身，齐家”，宁可自己吃许多辛苦，首先要把母亲服侍好，一切顺着她的意思来，又要对两个弟弟以及他们的家小，全心全意地尽到一个大哥的责任。

　　可是这样一个看上去很美的大家庭只维持了不到四年时间，就先是慢慢松动，终于突然破裂了，鲁迅本人愤而走出了八道湾。

　　从1919年鲁迅买下八道湾十一号院这所住宅，到2014年这成为北京第三十五中学校园里一块名曰“周氏兄弟旧居”的特区，这95年时间里的起伏变迁相当复杂……

　　分化：周建人出走

　　1919年日趋破落的绍兴新台门周家决定把整个台门卖掉，鲁迅的这一支也非得放弃故园、重新作出安排。根据鲁迅的意见，三弟兄不分家，在北京买合适的大房子，把绍兴的全体人马统统迁来，全家在北京团聚。于是全心全意“齐家”的鲁迅在1919年就大忙而特忙了：先是在北京忙着买房子并加以维修装饰，后是忙于回绍兴搬来全家。这两件事都是非常辛苦的，《八道湾十一号》都有细致的介绍。家庭的主要责任在长子，同时他也可以指挥其他人;但鲁迅往往不仅负责任，而且事必躬亲。聚族而居的旧形态终结了，一变而为聚大家庭而居的新形态，鲁迅完全不考虑分家并各成小家庭(核心家庭)那样一种现代形态。他似乎仍然恋旧。

　　鲁迅毫无私心，维持这样的大家庭，他的意思并不是来当家长做老爷的，相反，他想的是自己多做奉献，克己利人，彻底地尽到一个大家庭长子的责任。按照鲁迅这样高尚的思路和风格，“齐家”应当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事有大谬不然者。单是高尚还远远不够。

　　首先，周建人没有安顿好。他在绍兴是当中学教师的，到了北京以后，原来的职业没有了，合适的工作一时找不到，只好在北大旁听一些课程，为未来做准备，同时从事生物学方面的译著，但离卖文为生的水准尚远。这时他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且有妻小，却在大宅门里做一个吃闲饭的人，实在很不舒服;羽太信子常常指桑骂槐地打击他，甚至连老婆芳子也有点看不起他，心里很是窝火。他一定要工作，稍后于1921年初秋去了上海进了商务印书馆，起初的岗位是校对，工资也不高，但他非常高兴，立刻就去了。他在上海安顿下来以后，立即着手把老婆孩子接过去，但羽太芳子不肯去，她留恋八道湾阔绰的生活;后来完全闹僵，建人就在上海同过去的一个学生另组家庭。

　　八道湾大家庭开始发生分化了。周建人率先独立，稍后又建立了他自己的核心家庭。这样的做法在某种意义上乃是对鲁迅关于大家庭顶层设计的挑战和否定。鲁迅很爱护三弟，不反对他的选择，但他似乎也没有对自己的设计作出反思。现在看得很清楚，周建人走出八道湾是非常正确而且明智的。他后来更有了远大的发展，这同他的独立思考敢作敢为是联系在一起的。三先生的思想特别是伦理观有新于鲁迅的地方，品德则大大高于周作人;他一向为人低调，埋头做事，遂得以终获高位，且能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