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顾颉刚的交恶，是现代文学史乃至学术史上一桩公案。过去学术界研究这一公案，多依据鲁迅著作以及相关资料，难见全部的历史真相。2007年台湾联经版《顾颉刚日记》(下文简称《日记》)和2010年中华书局版《顾颉刚全集》，两地顾著先后面世，改变了这种研究局面。

　　鲁、顾交恶，其实并非那么的复杂、纠结。鲁迅憎恶顾颉刚，大略不出两方面原因:第一，鲁迅认为顾颉刚乃“胡适之的信徒”、“胡适之陈源之流”，属“现代评论派”，而陈则是鲁迅深恶痛绝的人。鲁迅爱憎分明，对敌方不稍宽假，爱屋及乌，恶其余青，是他刚直的一面，也是“派性”分明的一面，第二，鲁迅到厦门大学之后，看到顾颉刚所“汲引”的熟人朋友达六七人之多，认为顾先前所宣称的“不问外事，专一看书”是骗人的话;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是鲁迅也感到了顾颉刚和他“安排的羽翼”对自己的“排斥”(《两地书》)。1933年4月，《两地书》出版，涉及顾颉刚的那部分书信中，隐去顾的真名，以绰号“朱山根”代称之，熟悉内情的人一望便知那就是顾颉刚，这说明鲁迅首先把一件原本属于小范围内的事情全部公开化、社会化了，此前即1927年5月孙伏园在《中央日报》副刊上已有所披露，但未连带更多的人和事。顾颉刚在同年10月17日的日记中记载，“昨夜在冰心处始见鲁迅《两地书》，其中骂予之语皆彼之‘疑心生暗鬼”，(《日记》第三卷)。顾颉刚由此终其一生不再原谅鲁迅。

　　顾颉刚也清楚，鲁迅最恨的人不是胡适，也不是陈源，而是顾本人，他推断原因，约有四条，其中主要者有两点，第一，自己最先揭露了《中国小说史略》抄袭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第二，自己是胡适的学生(《日记》第二卷)。

　　关于鲁迅抄袭事，顾颉刚在1927年2月21日日记中有一条记载:

　　“鲁迅对于我的怨恨，由于我告陈通伯，《中国小说史略》剿袭盐谷温《支那文学讲话》。他自己抄了人家，反以别人指出其剿袭为不应该，其卑怯骄妄可想。此等人竟会成群众偶像，诚青年之不幸。他虽恨我，但没法骂我，只能造我种种谣言而已。予自问胸怀坦白，又勤于业务，受兹横逆，亦不必较也。”(《日记》第二卷)

　　由此可见，鲁迅应该早就知道谁是始作谣言者。1935年底，在为《且介亭杂文二集》所作后记中，鲁迅慨叹道，“男盗女娟”，这是“人间大可耻事”，现在《中国小说史略》译为日文，盐谷温的著作也早有了中译本，两国读者“有目共见”，自己背负了十年之久的“剽窃”恶名，总算可以卸下了，而陈源则将永远无法洗刷造谣、说谎的罪名。鲁迅严守了写作和做人的伦理底线:只对准公开传播谣言的人，无只言片语涉及顾颉刚，这是他的过人之处。鲁迅逝世后，胡适曾经忠告陈源拿出绅士的姿态写一篇短文，声明当日说鲁迅抄袭是因“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奇怪的是，面对如此重大且真相已明的事件，顾颉刚眼看着两个朋友因他的轻率而背负黑锅，自己除在日记里坚执己见，公开场合竟默无一语。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顾领刚的行为殊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