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鲁迅作品的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层面上，他在更多的时候是以一种文学的方法表述自身关于文化、社会与人生的哲学思考。

　　鲁迅的《在酒楼上》和《孤独者》都出现一个“我”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其中的“我”既包含启蒙意味，又表现出生命的“荒原”、孤独之感。这样的叙述者不仅是鲁迅在理性上批判或同情的对象，他们更是人生存的孤独境界的隐喻。人们往往以一种理性的、启蒙的思维模式去思考这类叙述者的必要性和意味，从而得出这两篇文章中的“我”展现了鲁迅自我的矛盾思想与痛苦的精神状态，是鲁迅内心分裂的外化形象。然而，这样的观点忽视了小说中“我”的超越时代的生命哲学意味。作为个人，无论“我”在思想上与吕纬甫、魏连殳多么一致，情感上多么同情吕纬甫、魏连殳，但人既然是孤独存在的生命个体，就不可能与他人达到共在的生存状态，不可能完全参与他人的生命历程，从而，“我”与吕纬甫、魏连殳就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和解与理解，“我”也无法对其他生命个体生出真正的同情之心。因此，从生命哲学的层面看，“我”的形象是一种生命孤独存在方式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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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是一个内心极其矛盾之人：一方面，他对启蒙思想、理性主义抱有一种极其热烈而崇尚的态度，希望以理性主义之光唤起民众之觉悟，推动社会之进步;而另一方面，由于对世态、人生有着深刻体验，他又有着怀疑理性、怀疑启蒙主义的悲观看法。从而，《在酒楼上》与《孤独者》的“我”和吕纬甫、魏连殳构成了鲁迅理性乐观和感伤绝望这两种心理状态的映射。因而，从这层意味上看，“我”这样一个叙述者的出现是为了表现同吕纬甫、魏连殳的矛盾纠葛关系以反映鲁迅的自我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