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生那里，“真”是现实的掘进和存在的逼视，而“隐”则是理想的探索与期待的憧憬。它们是先生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也是我们走进先生心灵的重要通道。

　　正如人们所熟知的，徇为现代中国“精神界之战士”的鲁迅，一向主张“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即勇敢真诚地看取历史与现实。为此，他欣赏曹操“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的态度，强调文学要表现人生的血和肉，反对任何形式的“瞒和骗”。而他的许多文学作品亦确实是“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在酣畅淋漓的搏战中，将屠刀的寒光和躯体的血腥一起呈现于人前。既然如此，作为同一作者的鲁迅，为什么要在另外一些作品中流露出某种“开口”时的犹疑、遮掩、隐藏、闪烁其词，从而造成自己创作取向的抵牾和观念世界的矛盾？这时，我们便接触到了更为深层、也更具个性的鲁迅先生。

　　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是一位有着高度自觉的读者意识的作家。几乎是自弃医从文那天起，鲁迅就把“立人”当作自己全部思想和文学活动的逻辑起点与最终目的。这样的起点与目的，决定了先生格外看重文学作品的传播效应，特别关注文学作品给读者带来和留下了什么。而这样的看重和关注又通常体现在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他由衷希望文学作品犹如“东方的微光”“林中的响箭”“冬末的萌芽”，给人以鼓舞，使其成为“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另一方面，他又总是担心文学作品因为自身内容的不健康或有问题而给读者造成误导乃至伤害，甚至变为民众的精神鸦片。如果说在先生那里，前一方面更多是一种正面的、“共语式”的倡导与呼唤；那么后一方面，则常常化为对自己写作的“私语式”的提醒、约束和检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