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鲁迅的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论文、散文、翻译作品，对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下文是有关他的《二心集》杂文集中的《知难行难》原文，我们一起学习吧。

　　知难行难〔1〕

　　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2〕，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3〕的大道，再问问看，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见于《红楼梦》上的所谓“病笃乱投医”了。

　　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4〕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

　　“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那时似乎并不谈什么国家大计，因为这“皇上”后来不过做了几首打油白话诗，终于无聊，而且还落得一个赶出金銮殿。现在可要阔了，听说想到东三省再去做皇帝呢。〔5〕而在上海，又以“蒋召见胡适之丁文江〔6〕”闻：“南京专电：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十月十四日《申报》。)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

　　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7〕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也没有人问他“垂询”些什么。

　　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这“大局”也并无“国民政府专政”和“英国式自由”的争论的麻烦，也没有“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争论〔8〕的麻烦，所以，博士就出来了。

　　“新月派”的罗隆基〔9〕博士曰：“根本改组政府，……容纳全国各项人才代表各种政见的政府，……政治的意见，是可以牺牲的，是应该牺牲的。”(《沈阳事件》。)

　　代表各种政见的人才，组成政府，又牺牲掉政治的意见，这种“政府”实在是神妙极了。但“知难行易”竟“垂询”于“知难，行亦不易”，倒也是一个先兆。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十字街头》第一期，署名佩韦。

　　〔2〕“偃武修文”语见《尚书·武成》。

　　〔3〕“治国平天下”语出《礼记·大学》：“国治而后天下平。”

　　〔4〕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清帝溥仪(宣统)于二月二十日被迫宣告退位;但按当时订立的优待皇室条件，仍留居故宫。关于胡适见溥仪的事，见《努力周报》第十二期(一九二二年七月)所载胡适的《宣统与胡适》一文。其中说：“阳历五月十七日清室宣统皇帝打电话来邀我进宫去谈谈。当时约定了五月三十日(阴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三十日上午，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中接我。我们从神武门进宫，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做旧诗，近来也试作新诗。”

　　〔5〕溥仪于一九二四年冯玉祥的国民军进驻北京后，即被赶出清宫，搬进天津日本租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他作傀儡，于十一月间把他从天津送往东北;一九三二年三月伪“满洲国”成立时，他充当“执政”，一九三四年三月改称“康德皇帝”。

　　〔6〕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政学系政客。一九二一年与胡适同办《努力周报》，提倡“好人政府”。一九二六年受孙传芳任命为淞沪商埠总办，后又投靠蒋*石。

　　〔7〕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安徽合肥人。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等职。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他因安徽大学学潮被蒋*石召见时，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被蒋以“治学不严”为借口，当场拘押，同年十二月获释。

　　〔8〕“知难行易”是孙中山提倡的一种学说，见于他一九一八年所写的《孙文学说》之中。这一学说认为“行先知后”，“不知亦能行”，批判了当时革命党人中的畏难退缩思想;但也夸大了所谓“先知先觉”者的个人作用。后来蒋*石等人利用这一学说，作为他们反革命反人民的哲学论据。《新月》第二卷第四号(一九二九年六月)转载了胡适所作的题为《知难，行亦不易》一文，批评“知难行易”学说，提出所谓“专家政治”的主张，要蒋*石政府“充分请教专家”，声言“此说(按指‘知难行易’)不修正，专家政治决不会实现”。当时胡适一派人的目的是要参加蒋*石政府。

　　〔9〕罗隆基(1897—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新月派重要成员。曾留学美国。他写的《沈阳事件》，是评论九一八事变的小册子，一九三一年九月良友图书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