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作为中唐时期的进步思想家、优秀文学家和革新政治家，将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的品格集于一身，在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的成就都是杰出的。他的政治思想融合了先秦以来各家政治学说，是我们传统政治道德中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本文试从柳宗元生活的时代背景、独特的生活经历、政治思想及文学创作等方面来分析其思想的政治色彩。

　　一儒家“圣人之道”的主色调

　　柳宗元从小受到的是儒家传统教育，无论是其父柳镇还是母亲卢氏，都以儒家经义教导和要求柳宗元，这使得柳宗元从小就被培养起了儒家的忧国忧民、积极入世、有所作为的精神。特别是父亲柳镇，精通儒家经典、不畏强权、为国为民、正直无私的儒士精神给柳宗元以极大激励，对柳宗元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地影响。因此，在柳宗元的信念和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儒家的精神，正如他在《寄许京兆盂容书》中写说的那样：“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

　　在柳宗元看来，“兴尧、舜、孔子之道”就是行“圣人之道”，就是要以“利安元元为务”——进民生，以民为本。柳宗元在很多著作中都表达过类似的说法和思想。他在《时令论上》中说：“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而已矣”。就指出了，圣人之道没有什么神秘的，不必仰之弥高，以为不可能做到。其实，圣人所做的就是要“利于人(民)，备于事”而已。又如，柳宗元非常敬仰商汤贤相伊尹，认为：“彼伊尹者，圣人也。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民生而已。日：‘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为尧舜，而吾生人尧舜人也。”’就是说，伊尹是当之无愧的圣人，他所关心的是人民是否幸福安康，而不是君主是姓夏姓商。如果君主能做到“心乎于民”，那么，这样的君主便是尧舜一样的明君，人民就和尧舜时代的人民一样幸福。于是，柳宗元终其一生都在为行“圣人之道”而不断努力与拼搏。不论是他政治上得意之时，还是仕途坎坷之际，他都没有忘却内心这种信念与理想。或许，柳宗元也有过彷徨和失望，感到过无助与失意，但他始终不曾放弃这种儒家理念中最高的境界，有的只是唯恐不能真正做到“圣人之道”的惶恐。

　　柳宗元有一位叫周君巢的亲戚，在长安时，柳宗元与他曾经志同道合，相约共同努力为国效力。后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周君巢也失意于仕途。周君巢在仕途不顺时，内心抑郁不堪，逐渐信奉了道教，希翼求得长生不老。他还曾专门劝过柳宗元也去求仙得道、炼丹修真以求长生。柳宗元对周君巢进行了批评，同时表明自己追求“圣人之道”的坚定信念，并劝导周君巢不要忘记自己的志向。柳宗元在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一文中指出：“柳宗元始者讲道不笃，以蒙世显利，动获大谬。用是奔窜禁锢，为世之所诟病。凡所施设，皆以为戾。从而吠者成群，己不能明，而况人乎?然获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喝万受摒弃，不更乎其内，大都类往时京城西与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史人同往时所执，推而大之，不为方士所惑。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则圣人之道幸甚。”

　　柳宗元在儒家“圣人之道”的基础上，提出了“圣且贤”的主张。在这里，“圣”指的足德性方面，“贤”则指个人的才能。“圣且贤”要求每个行“圣人之道”的人不仅应当既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做到正直无私、心存国家与人民，而且又要具备较好地为国为民服务的才能和本领，做到德才兼备。正是柳宗元心中对儒家“圣人之道”的无限憧憬与执着，才使得柳宗元积极地入世，努力实践“励才能，兴功力，敛太康干民，垂不灭之声”的报负。